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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外来移民与土著居民中的苗、瑶、侗及土家族长期相处，既有彼此争斗，亦有相互联姻。据谭其骧对宝庆一府和靖州、湘阴七州县中土著九族的考证，发现有四族系蛮族后裔。所以谭其骧认为，“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窃以为蛮族血统活力之加入，实有以致之。”  沈从文 湖南凤凰人 苗族（资料图 图源网络） 也有人说：“汉人与苗人通婚，成了一个混血的民族，所以才有特殊的个性。”近代维新志士、民国“第一流人才内阁”总理熊希龄即为湘西凤凰人，人称“熊凤凰”，祖籍江西丰城，母亲吴氏系苗族。这即是例证之一。 综上所述，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两次大移民，使湖南全省人口素质实现了更新，带来了移民所有的开拓精神与进取意识，加上与少数民族联姻，吸收了苗瑶等族强悍、刻苦的习性，从而逐渐形成了有别于他省的特殊的民风：朴实勤奋，劲直勇悍，尚气好胜，霸蛮任性。 受这种民风熏陶的学子士人，也逐渐形成特殊的士气文风：质朴淳实，不尚浮靡，勇于任事，锐意进取，多带血性却又负气好胜。 湖南所特有的民风士习，被人称为“吃得了苦，耐得了烦、霸得了蛮”的“骡子脾气”。既有马的刚烈，又有驴的耐性。有了这种性格，种田不怕苦累，汗水换来收获，读书不怕艰辛，砚田笔耕，终有所成。 第二、湖南建省与南北分闹为湖南士子的脱颖而出提供了机制。成长的基本素质，有成长的坚强性格，还必须有使有才之人脱颖而出的机制。 在清代，学子士人要想成才，要想获得社会的认可，要想进入仕途以大显身手，一般来说必须通过科举考试，必须取得功名。 科举制度自隋唐开始到清代已推行了千余年，虽然有不少弊端，明清的“八股取仕”在后人看来纯粹是禁锢和摧残人才的敝政，并且已于清末加以废除，但历史地看，科举比之于“乡举里选”和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九品中正制疑是一种进步，下层士人可以通过考试的公开竞争获取仕进的机会。  郭嵩焘 湖南湘阴人（资料图 图源网络） 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就是生动地反映。古代不少有作为的政治家，如唐代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宋代范仲淹、包拯、文天祥，明清时的海瑞、于谦、陶澍、林则徐等等，都是通过科举即所谓的正途出身而登上政治午台的。 在清代雍正以前，湖南还是湖广省的一部分，省会在武昌，考举人的考场即“闱场”设在武昌，湖南的秀才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费用浩繁，特别是要越过八百里洞庭湖，风狂浪险。陈鹏年写道： 洞庭之水，自夏至秋，盖巨浸汪洋，绵亘数百里，狂风恶浪发作不常，当大比之年，贫寒士子，或十数人，或数人敛费僦舟，冲涛而往，一舟覆溺，则所损者多人，一番沦波，则各郡县引以为戒。于是湖南士子畏怯不前，有终身未见场屋者。动曰湖南人少，是因洞庭之险而少。  杨昌济 湖南长沙人（资料图 图源网络） 杨昌济曾经也说过： 以前科举时代，南北合闱，湖南士子，惮泛重湖，赴试者少，获隽亦难。有一年仅有一人中试，当时巡抚特加宠异，赠以“一鄂横秋”之匾。风气闭塞，人才寥寥，可想而知。 他还谈到自己的外祖父向肇昆，就是因为陪伴两个弟弟去武昌赴考，途中过洞庭时遇大风浪惊吓得心脏病发作而死的。 南北合闱的结果使湖广省中举的名额多被湖北人占去，湖南中举的人极少。各县的教谕一职例由举人担任，因此也大都由湖北人出任。 雍正元年（1723）设湖南布政使司，湖南正式建省，第二年没湖南巡抚，驻长沙，同年南北分闹，湖南首次单独举行乡试，中试名额49名，副榜9名，仅比湖北少1名。武举25名，与湖北同，从此成为定制。  唐才常 湖南浏阳人（资料图 图源网络） 建省与分围既免除了风浪之险，又减轻了士子的经济负担，名额的划分又增加了湖南士子中试的机会，从而激发了湖南士子进取心和求得功名的积极性，促进了“人才之奋起”，正如杨昌济所说的那样：“湖南与湖北分围以后，文运大昌。”“湘省士风，云兴雷奋，咸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此分围之效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