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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痛惩夹带之弊，乾隆帝曾下谕旨，令“步军统领、五城御史出示晓瑜，并密行查拿”，且在现场派遣军役搜检，以致扒光入场者的衣裤。乾隆九年（甲子，1744年）顺天府乡试，头、二场各搜出夹带21人。由于搜检威慑，大量蝇头小卷被遗弃在贡院外各角落。第二场点名，竟有2800余人不敢入场考试，而入场参加考试者，因为没有夹带而交白卷的68人，不完卷的329人，文不对题的276人。如此情景，不仅说明夹带积弊之重，而且说明士子庸滥之甚。此役之后，科场夹带虽稍微平静，但不久又死灰复燃。殆至清朝末年，纲常解纽，科场搜检流于形式，对于夹带见怪不怪，科举也就走到了尽头了。  科举作弊用的夹带鞋 科举号称公平，但科举的公平也是相对的。作为地域广阔的多民族国家，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差异很大。如果都按一个标准取士，可能造成机会的不平等。同时，各皇朝为了扩大统治基础，也有必要广泛地选拔人才，把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才都选拔出来。这既可以使取士的代表面更均衡，也可以照顾到差异地区和不同民族的相对公平。同时，统治者为了强化自己的政权支柱，给特定人群或特定族群以优待，也是科举中常见的做法。 唐朝文武官考试即有所谓南选。唐朝规定了诸州的解额，照顾了边远地区、落后地区的应试者的数量。宋朝也以各地解额数量的限制分配，来取得地区之间的平衡。金朝太宗天会五年（1127年），因“河北、河东初降，职员多缺，以辽宋之制不同，诏南北各因其素所习之业取士，号为南北选”。南北新老地区按不同标准取士，就照顾到了地区和民族差异。元朝科举分左右卷，其中有对汉人、南人歧视的因素，但也不无扩大统治基础，求得差异均衡公平的考量。 明代科举，取士原不分南北。洪武三十年（1397年），取士五十二人，皆南人。太祖朱元璋认为考官为南方人因而偏私，于是严惩考官，亲自阅卷，结果录取六十一人皆北人。 永乐以后，几经调整，确定取士分南、北、中卷。这不仅调整了利益分配格局，照顾到落后地区的发展，也使国家统治基础更为平衡稳固。明代武举也曾仿文科之南北卷，分为边方、腹里。每十名中，边六腹四以为常。清代科举卷不分南北，而按参加考试的人数临时确定名额。在会试中采取分省取士，照顾边远省份，以确保各省士子都有登科的机会；在乡试中实行编号制度，分别规定取中名额，使偏僻之乡及地方民族子弟能有中试者。对土司科举的放宽等等，也出于同样目的。  江南贡院 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中，绝对的平等永远无法实现，统治者有时要故意维持这种等级差异。 科举考试，号称朝廷设科，人人可以投牒自进，但实际上，朝廷对于参加科举者的身份有明确的限制。唐代规定，“有刑家之子，工商殊类”不得充贡。宋朝，“大逆人缌麻以上亲及诸不孝、不悌，隐匿工商异类，僧道归俗之徒”及医巫之家不得参加科举；辽代“医、卜、屠、贩、隶奴及倍父母或犯者、逃亡者，不得举进士。”天祚帝乾统五年（1105年）又规定“禁商贾之家应进士举”。金朝规定倡优之家、伶人，奴婢、罪犯、叛逆人亲属乃至官方的太常大乐署的乐师、少府监各色工匠艺人都不得参加科举。元朝仍有“倡优之家及患废疾、若犯十恶奸盗之人，不许应试”的规定。但阴阳医术之士则不禁止。 世祖在位时，丞相火鲁火孙等关于开设科举的建言中就说到“儒吏、阴阳、医术，皆令试举”。对于罪犯的限制可以理解，对于工商医伶人奴婢之家的限制，就是明显的歧视。明朝规定相对放宽，洪武四年，太祖朱元璋令“惟胥吏心术已坏不许应试”。他不愿意让那些已被官场污染的胥吏进入官员队伍。 洪武十七年，又规定：“其学官及罢闲官吏，倡优之家、隶卒之徒，与居父母丧者，不许应试。”明代，特别是在中后期，有大量的工商之家的子弟参加科举考试，而且中试入仕。社会的进步，工商业阶层的壮大，普遍价值观念的变化是其原因。到清代，仍规定奴婢倡优之家不得参加科举，其他贱民包括丐户、疍户、九姓渔户等等也不准参加科举。雍正年间虽然曾下令除豁乐户等贱籍，在名义上解除了他们参加科举的限制，但实际上还是很难取得完全平等的地位。 转自澎湃新闻http://www.thepaper.cn/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