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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汉开始，封建朝廷设置了“起居注”这个官职。这个官职的任务是记录皇帝的言行，无论大事小情、善行劣迹都统统记录，以备后人修史时用。例行的规定，皇帝对所记的内容是不得过问的，所以历代的皇帝们都对“起居注”放心不下，生怕把自己那些不够光彩的事情记录下来。担任这个官职的人一般都享有正直果敢的社会声誉，敢于碰硬；同时，也都冒着风险，倘若遇到开明的皇帝，那还好说；若遇到昏庸君主，其下场便不甚美妙。今举唐宋两代的两人两事，以便窥见这两代君主的心胸和品格。 据《大唐新语》卷三记载，唐太宗贞观年间，褚遂良担任起居郎(唐代负责写“起居注”的称起居郎、起居舍人)。一次，太宗问遂良：“卿知起居注，记何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意思是说，你执掌“起居注”，都记录了我的什么事？我这个当君主的能看个大概吗？褚遂良给予严词拒绝，说：“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书人君言、事，且记善恶，以为检戒，庶乎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说得很明白，搞“起居注”的目的就是约束君主的言行，使他不做非法的事，不说非法的话。至于皇上您要看这记录，对不起，没有这个先例。太宗又问：“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遂良回答说：“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我的职责就是记录君主的言行，无论君主做何举动，都一定要记的。这话说得够硬气。太宗碰了一鼻子灰，却也不曾发怒，仍然让遂良担任这个官职。这是他的英明之处。能够约束自己的言行欲望，任用正直敢言的官员，这是“贞观之治”得以形成的必要条件。有唐一代奉行开明政治，太宗奠定了基础。 到了宋代就不行了。赵家皇帝是靠兵变谋得的政权，人心未顺，根基不稳，故时时刻刻绷紧了神经，警惕人们效法他们的做法，夺其天下。为了引导人们忽视武功，他们采用了“崇文抑武”的国策。对文人则采取两手策略，拉拢与恫吓，一只手抓着大把的胡萝卜，满足他们的物质欲望，另一只手则高举大棒，不老实就收拾你，文字狱就是他们的具体做法。他们最怕有人说他们的不好，对“起居注”格外关心，不但要审查所记的内容，还要让起居郎按他们的意思来记，你要是不听话，就把你治罪。北宋时期，有个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江西诗派，其首领黄庭坚，早年就曾担任过起居舍人，参加编写《神宗实录》，凭着年轻气盛，想效法唐人，把神宗皇帝的言行无论善恶皆加记录。结果遭到了政治迫害，被贬谪到荒蛮的南方，少壮情怀从此一蹶不振，再不敢放言国是，所作诗篇，大抵描摹山水、题咏书画，兴趣落在花草树木、禽鸟虫鱼上面。有宋一代的诗歌缺乏深度，弱于气象，与赵家皇帝的心胸气度直接相关。 笔者纵观中国诗歌发展史，历览各朝各代的诗歌面貌，发现一条规律，那就是有什么样的政治就有什么样的诗歌，有什么样的皇帝就有什么样的诗歌。唐诗的恢弘气派，与以李世民为代表的唐代皇帝的心胸气度直接相关；宋诗的细密理性，与宋代统治者的谨慎细密的品格直接相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