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600多年后,我们依然能够呼吸到永和九年春天的明媚。三国时代,纵然有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的英雄,有乱石穿空、惊涛拍岸的浩荡,但总的来说,气氛仍是压抑的,充满了刀光血影。“强虏灰飞烟灭”,对于英雄豪杰,仿佛信手掂来的功业,对百姓,却是无以复加的灾难。继之而起的魏晋,则是一个“铁腕人物操纵、杀戮、废黜傀儡皇帝的禅代的时代”。先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他的儿子曹丕篡夺汉室江山,建立魏朝;继而魏的大权逐步旁落到司马氏手中,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相继担任大将军,把持朝廷大权。曹髦见曹氏的权威日渐失去,司马昭又越来越专横,内心非常气愤,于是写了一首题为《潜龙》的诗。司马昭见到这首诗,勃然大怒,居然在殿上大声斥责曹髦,吓得曹髦浑身发抖,后来司马昭不耐烦了,干脆杀死了曹髦,立曹奂为帝,即魏元帝。曹奂完全听命于司马昭,不过是个傀儡皇帝。但即使傀儡皇帝,司马氏也觉得碍事,司马昭死后,长子司马炎干脆逼曹奂退位,自己称帝。经过司马懿、司马昭和司马炎三代人的“努力”,终于夺权成功,建立了西晋。 西晋是一个偷来的王朝。这样一个不名誉的王朝,要借助铁腕来维系,那是一定的。所以司马氏的西晋,压抑得喘不过气来。当年曹操杀孔融,孔的两个儿子尚幼,一个九岁,一个八岁,曹操斩草除根,没有丝毫的犹豫,留下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成语。此时的司马氏,青出于蓝胜于蓝,杀人杀得手酸。“竹林七贤”过得潇洒,嵇康“弹琴咏诗,自足于怀”,刘伶整日捧着酒罐子,放言“死便埋我”,也好玩,但那潇洒里却透着无尽的悲凉,不是幽默,是装疯卖傻,企图借此躲避司马家族的专政铁拳,最终,嵇康那颗美仑美奂的头颅,还是被一刀剁了去。 《竹林七贤图》(资料图 图源网络) 公元290年,晋武帝死,皇宫和诸王争夺权力,互相残杀,酿成“八王之乱”。对于当时的惨景,虞预曾上书道:“千无无烟爨之气,华夏无冠带之人。自天地开辟,书籍所载,大乱之极,未有若兹者。”这份乱,可谓登峰造极了。公元317年,皇帝司马邺被俘,西晋灭亡。王家的功业,恰是此时建立的,公元318年,王旷、王导、王敦等人推司马睿为皇帝,定都建康,建立东晋。动荡的王朝在建康(南京)得到暂时的安顿,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与西晋相比,东晋士人不再崇尚形貌上的冲决礼度,而是礼度之内的娴雅从容。昏暗的油灯下,鲁迅恍惚看到了一个好的故事:“这故事很美丽,幽雅,有趣。许多美的人和美的事,错综起来像一天云锦,而且万颗奔星似的飞动着,同时又展开去,以至于无穷。”这些美事包括:山阴道上的乌桕,新秋,野花,塔,伽蓝…… 所以东晋时代的郊游,畅饮,酣歌,书写,都变得轻快起来,少了“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的曲折和吞咽,连呼吸吐纳都通畅许多。永和九年,暮春之初,不再有奔走流离,人们像风中的碴滓,即使飞到了天边,也终要一点一点地落定,随着这份沉落,人生和自然本来的色泽变会显露出来,花开花落、雁去雁来、雨丝风片、微雪轻寒,都牵起一缕情欲。那份欲念,被生死、被冻饿遮掩得太久了,只有在这清澈的山林水泽,才又被重新照亮。文化是什么?文化是超越吃喝拉撒之上的那丝欲念,那点渴望,那缕求索,是为人的内心准备的酒药和饭食。王羲之到了兰亭,才算是找到了真正的自己,或者说,就在王羲之仕途困顿之际,那份从容、淡定、逍遥,正在会稽山阴之兰亭,等待着他。 会稽山阴之兰亭,种兰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据说越王就曾在这里种兰,后人建亭以志,名曰兰亭。而修禊的风俗,则始于战国时代,传说秦昭王在三月初三置酒河曲,忽见一金人,自东而出,奉上水心之剑,口中念道:“此剑令君制有西夏。”秦昭王以为是神明显灵,恭恭敬敬地接受了赐赠,此后,强秦果然横扫六合,一统天下。从此,每年三月三,人们都到水边祓祭,或以香薰草蘸水,洒在身上,洗去尘埃,或曲水流觞,吟咏歌唱。所谓曲水流觞,就是在水边建一亭子,在基座上刻下弯弯曲曲的沟槽,把水流引进来,把酒杯斟酒,放到水上,让酒杯在水上浮动,到谁的面前,谁就要举起酒杯,趁着酒液熨过肺腑,吟诵出胸中的诗句。 曲水流觞(资料图 图源网络) 东晋的酒具,今天在故宫博物院是见得到的。比如那件青釉鸡头壶,有一个鸡头状短流,圆腹平底,腹上壁有两桥形系,一弧形柄相接口沿和器身,便于提拿,通体青釉,点缀褐彩,有画龙点睛之妙。这种鸡头壶,始见于三国末期,历经魏晋南北朝,到唐代就消失了,被执壶取代。故宫博物院还有一件南朝时期的青釉羽觞,正是曲水流觞中的那只“觞”,它的外形小巧可爱,像一只小船,敏捷灵动,我们可以想象它在水中随波逐流的轻巧宛转,以及饮酒人将它高高擎起,袍袖被风吹动的那副神韵。 一件小小的文物,让魏晋的优雅、江左的风流具体化了,变得亲切可感,也让后世文人思慕不已,甚至大清的乾隆皇帝,也在紫禁城宁寿宫花园的一角,建了一座禊赏亭,企图通过复制曲水流觞的物理空间,体验东晋士人的风雅神韵。在他看来,假若少了这份神韵,这座宫殿纵然雕栏玉砌、钟鸣鼎食,也毫无品位。 或许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王羲之式的风雅,让后世许多帝王将相艳羡不已,纷纷效仿,与此相比,王羲之最向往的,却是拯救社稷苍生的功业。 与郗璇结婚三年后,王羲之就凭借庾亮等人的举荐,以及自己根红苗正的家世,官至会稽内史、右军将军——“王右军”之名由此而来,但官场的浑浊,依旧容不下一个清风白袖的文人书生。官场上的王羲之,像相亲时一样我行我素。他与谢安一同登上冶城,在谢安悠然远想的时候,他居然批评谢安崇尚虚谈,不务实际:“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费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还反对妄图通过北伐实现个人野心的桓温、殷浩:“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晋书》说他“以骨鲠称”,还说他“雅性放诞,好声色”。他入世,却不按官场的既定方针办,他不倒楣,谁倒楣呢?果然,王羲之被官场风暴,径直吹到会稽。 离开政治漩涡建康,让他既失落,又欣慰。他离自己的理想越来越远,却离自然越来越近。即使在病中,他还写下这样的诗句: 取观仁嘉乐, 寄畅山水阴。 清泠涧下濑, 历落松竹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