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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在西安市东郊十里铺第337号唐墓内出土了一批精美的三彩俑，其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一头立姿的三彩驴子，毛色灰褐，图1背置绿荐黄鞍，造型逼真，狭面短鬃，长耳上竖，细尾后垂，姿态传神。体高16厘米。与同墓出土的两匹三彩骏马相比，虽缺乏后者那高大英俊的体姿和华美的马具，但却更显得质朴驯顺，是人类更为可靠的伙伴。  1955年西安东郊十里铺第337号唐墓出土三彩驴（资料图 图源网络） 提到驴子，自然会令人想起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关于黔驴的寓言，也会令人想起一个比柳宗元早约四个世纪的三国孙吴时诸葛恪的故事。《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恪父谨，面长似驴。孙权大会群臣，使人牵一驴入，长检其面，题曰‘诸葛子瑜’。恪跪曰：‘乞请笔益两字。’因听与笔。恪续其下曰‘之驴’。举坐欢笑，乃以驴赐恪。”这个故事表明当时江南已畜驴。  诸葛恪得驴 北方的曹魏，驴的畜养更普遍，名士中多有喜好驴鸣者，例如王粲。《世说新语？伤逝》：“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贵为皇帝的曹丕领着大家学驴叫，也表明当时畜驴颇为普遍，这与西汉初年大不相同，因为当太史公写《史记？匈奴列传》时，还将驴列为匈奴之“奇畜”。孙机先生在《关于“黔驴”》一文中，从山东邹县王屈村汉画像石上刻出的驴子图像谈起，详述了从西汉时视驴为“奇畜”，到东汉时驴已成普通家畜的发展过程（参见《文物天地》1986年第6期）。虽然如此，大量畜养驴，并用于军中运输，还是游牧民族。因此西晋以后随着匈奴、鲜卑等古代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并建立政权，驴的畜养和使用达到空前的高峰。  山东邹县出土虎驴相斗画像石 驴属马科动物，其速度虽比马慢，载重量也不如马，但其性耐劳，脚步稳健，且能负重行走于崎岖不平的山地，又比马节省草料，因此有其优点。据说在世界范围内，驴在公元前4000年已做驮兽使用。东晋十六国时期，正是利用驴的上述优点，大量用于军事运输，特别是驮运粮食，有时多至千头。《晋书？祖逖传》：“石勒将刘夜堂以驴千头运粮以馈桃豹，逖遣韩潜、冯铁等追击于汴水，尽获之。”刘宋袁淑曾作《庐山公九锡文》以咏驴之功绩，其中说：“若乃三军陆迈，粮运艰难，谋臣停算，武夫吟叹。尔乃长鸣上党，慷慨应官，崎岖千里，荷囊致餐，用捷大勋，历世不刊，斯实尔之功也。”（《初学记》卷29引《俳谐集》）以俳谐的文字，称颂了驴子在为军队运粮方面所起的重大作用。 北魏时期，驴与牛、马、骡、驼同样受到重视，其早期官制中设有专管牛马驴骡的饲养事宜的“驾部尚书”，见于《南齐书？魏虏传》。刘宋将中元吉击破北魏济州刺史王买德之役，所获战利品除奴婢及马匹外，有驴骡200头。更说明军中驴多的文献记录有以下两则：一是《魏书？司马楚之传》：“车驾伐蠕蠕，诏楚之与济阴公卢中山等督运以继大军。时镇北将军封沓亡入蠕蠕，说令击楚之等以绝粮运。蠕蠕乃遣奸觇入楚之军，截驴耳而去。有告失驴耳者，诸将莫能察。楚之曰：‘必是觇贼截之以为验耳，贼将至矣。’”二是《北齐书？神武纪》，武定四年（546年）高欢攻玉壁时，“有星坠于神武营，众驴并鸣，士皆詟惧”。可见军中畜驴数量颇多。由于以上原因，在北魏墓中，以及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的墓葬中，模拟出行的行列的俑群中，常常可以看到陶塑驴子的身影，下面各举一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