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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轴心时代文化突破的主体

http://www.newdu.com 2018-04-18 光明网 傅永聚 参加讨论
    文/傅永聚
    雅斯贝斯在《智慧之路》中认为,公元前八百年至前二百年是人类历史上的“轴心时代”,在此一时段整个人类精神不约而同地获得了飞跃。中国文化的转折点在春秋时期,标志是孔子和老子的出现。雅斯贝斯的这一观点充满了真知灼见,早已为文化界普遍认可。现在的疑问是,为何春秋时代成为中国文化突破的关键时期?引发这次文化突破的主体是谁?真如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由一批横空出世的“士”引爆了这次文明突破吗?
    殷商、西周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央王朝拥有绝对的文化主导权,掌握知识的祝、卜、史、宗等“王官”环绕在最高统治者身边为他服务。在浓重的神巫色彩的笼罩之下,春秋以前文化观照的核心其实是“治政”之术。中国文化的若干基因那时渐次生成,如对祖先的崇拜,对象征性仪式的重视,对天帝的敬畏,对社会等级秩序的追求,等等。春秋时期,文化下移,形成了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春秋时代的主题是诸侯争霸,国力强盛与否成了生死存亡的关键。如此严酷的形式之下,各国的执政卿大夫都拼命汲取前代的政治经验和统治智慧,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因此《尚书》《诗经》《周易》等典籍受到重视。“王官之学”于贵族阶层普泛化,迅速变成了执政卿大夫阶层的思想武器。
    
    春秋时代(资料图 图源网络)
    那时的执政卿大夫阶层无论是讨论国事还是进行外交,都要对这些经典随时加以征引。从《左传》和《国语》对《尚书》援引的内容看,主要是围绕着“礼”展开,落脚点在“德”。在春秋时代的执政卿大夫看来,要想维持国家稳定,就要维护等级差别,只有这样才能很好地“使民”;维护秩序的方式是“礼”,以“礼”行“政”,才能保持和谐的局面;而要维护“礼”,就要落实于“德”,没有“德”的维护“礼”就难以生根,难以延续。《左传·庄八》中鲁庄公引用《尚书·夏书》中的一句话“皋陶迈种德,德,乃降。”为政者有了“德”,民众就会顺从,而让民众听从指挥,才是政治成功的根本。当然要做到“使民”,对统治者要做出若干规训。在《尚书》中“德治”思想已经萌芽,在春秋时期这一思想被执政卿大夫阶层反复言说、探讨和深化,并贯穿到政治实践之中,逐渐变成了贵族阶层的文化无意识。春秋时代,《诗》被纳入到“礼”的范畴之内。无论是提出自己的政治观点,还是在外交场合,执政卿大夫经常要用《诗》来隐曲地表达,“不学《诗》,无以言”。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尚书》还是《诗》,都是当时以“礼”为核心的政治文化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既是政治文化的思想资源,也是藉此发展政治文化的跳板。“礼”是春秋时期最为核心的文化概念。“春秋五霸”明明是比拼武力,却还要打出“尊王攘夷”,因为“尊王”才合乎“礼”。
    春秋时期还是中国文化走向世俗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小雅·雨无正》上就说:“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周。”面对天下大乱的局面,某些统治者表现出对“天”的怨恨和质疑。春秋时期中央王权更为衰落,很多人开始认识到所谓的“天命”“帝”或“上帝”的支撑有点靠不住,宗教文化开始动摇,现实世界受到更大关注。而春秋执政卿大夫更自觉地关注的焦点从“天”上移到“地”上,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现实统治智慧上,因此政治文化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这些执政卿大夫包括楚国的申叔时、椒举、令尹子文、老子,晋国知武子(知罃),齐国的管仲、晏婴、陈文子,卫国的石碏、蘧伯玉,宋国的向戌,郑国的子皮,鲁国的臧僖伯、孟僖子、季武子、孟献子、臧文仲、孔子、季康子、曹刿,等等。儒家的那些基本文化观念都已经形成了,只是在春秋末年孔子出现以后,通过《论语》以及《春秋》把这些观念加以明确化、固定化和理论化;特别是引入了“仁”学观念,为“礼”文化找到人性基础,为“礼”文化的合法性提出了非常有力的证明。可以说孔子是中国“礼”文化的集大成者。
    春秋时代诸侯分裂造成了政治的混乱,却为思想的多元化提供了条件。执政卿大夫们具有不同的个人气质,身处不同的国度、不同的职位,面临着不同的生存处境,思想倾向就会有所差异。大部分执政卿大夫的思想都近于儒家,齐国杰出政治家管仲却以强烈思想个性开辟了“法家”的一个源头。管仲作为国相看到了“礼”对于维护整个社会秩序的重要意义,但是通过道德和舆论来支撑过于乏力,因此他把“法”作为强有力的支撑。《管子·任法》上载:“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无论贵贱,都应该受到法的约束。《管子·重令》上说:“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五者死而无赦,唯令是视。”可见他的执法是十分严厉的。“法家”的苛严历来受到舆论谴责,但历代帝王也都在暗处模仿。此时还崛起了另一个思想家老子。老子的思想也是以“礼”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参照,不过“知雄守雌”,在批判中走到了主流政治文化思想的反面。他认为“‘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主张尊重生命的自然状态,讲究“无为而治”,开启了自觉的生命意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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