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仲淹像 从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五月，53岁的范仲淹以龙图阁直学士、户部员外郎身份，从耀州（今陕西耀县）出知庆州（治今甘肃庆城），后官复户部郎中，又兼任环庆路经略安抚、沿边招讨使，成为环庆路最高行政和军事长官，到庆历二年（1042年）十一月，与同职的韩琦开府泾州（今甘肃泾川），范仲淹在庆州知州任上前后共一年半时间。 在他三年多的戍边生涯中，这一年半时间有着不寻常的经历和情感体验，并在他诗词作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范仲淹一生传世词作仅五首，其中一首就是写庆州的，这就是著名的《渔家傲·秋思》；但仅收录于《范仲淹全集》的诗就有300多首，其中写庆州的只有两首，一首是《依韵答梁坚运判见寄》，一首是《城大顺回道中作》。而且，这三首诗词均写于庆州，均涉及戍边，可以说是他在庆州期间军务活动留在文学中的印记。  《渔家傲·秋思》涉及戍边（资料图 图源网络） 1041年秋天：伤感的《渔家傲·秋思》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关于这首词的创作地点，大部分研究人员认为在延州（今陕西延安），也有人认为在泾州。庆阳市范仲淹研究会会长刘文戈先生经过多方论证，并于2001年、2010年先后发表两篇考证文章，坚持认为写于庆州，并得到了许多范仲淹研究专家的认同与引用。 这首词是写秋景的，必然写于秋天。范仲淹戍边三年多，经历过三个秋天。第一个秋天在延州，第二个秋天在庆州，第三个秋天，初秋在庆州，暮秋在泾州。这首词写于哪一个秋天，与作者当时的心情密切相关。 康定元年（1040年）八月，范仲淹以户部郎中身份出知延州，这是他戍边生涯的第一个秋天。 这一年的初春，宋夏发生了三川口之战，宋军大败，延州原知州范雍贬知安州（今湖北安陆）。延州危在旦夕，但朝廷大臣均视延州为危途。一名叫做张存的大臣被任命为延州知州后，甚至以母年八十、素不知兵为由坚辞不任。这时，被贬在江南的范仲淹临危不惧，自荐戍边：“自荐老臣，固渐于汉将；誓平此贼，讵拟于唐贤？”（见范仲淹《延州谢上表》） 无疑，赴延州任职，范仲淹可谓“雄赳赳，气昂昂”。到任后，他雄心勃勃，整编军队，加紧操练，收复失地，修建城垒，西夏有言：“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即指范雍。同时，也“野心勃勃”，通书西夏帝李元昊，劝其取消帝号，弭兵言和。所以，当时虽秋意正浓，但范仲淹是初到延州，又是自荐戍边，他不消闲，更不消沉，所以不会发出“浊酒一杯家万里”“将军白发征夫泪”这样的感叹。 但是，接下来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康定二年即庆历元年（1041年）初春，朝廷内主战派占了上风，朝廷决定出兵讨夏；范仲淹力主“以守为主”，连上三表极力反对，但最终无济于事。结果，好水川之战，宋兵又一次大败而归。 与此同时，元昊遣使回书，出言不逊，态度张狂。范仲淹当着使者的面焚毁其书，而“潜录副本以闻”。这一切，都被一些朝廷大臣抓住了把柄，认为他“不当辄通书，又不当辄焚之”，纷纷要求“严惩”范仲淹，有一位叫做宋庠的大臣甚至“请斩仲淹”。 一腔热血到延州建功立业的范仲淹，在任职8个月之后，于庆历元年三月被降为户部员外郎，贬知耀州。 在耀州任职仅仅一个月之后，又于当年五月调知庆州。 耀州是小州，庆州是大州，而且在抵御西夏过程中，庆州和延州有着同样重要的战略地位。显然，这一次调动，算是朝廷对范仲淹的宽恕，也流露出了想使用他的意思。 到庆州后，他立即奏请巡边，与属羌缔结合约，训练将士，整理边务，忙忙碌碌，一转眼又到了秋天。这是他戍边生涯的第二个秋天。 虽然勤勤恳恳，尽职尽责，朝廷也于九月份恢复了他的户部郎中之位，但因为此前战事连连失利，边疆形势仍然吃紧。更重要的是，他的“以守为主”的策略还未完全形成，更不用说得到朝廷认可。他不想无所作为，但又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作为，所以忧心忡忡，白天吃不香，晚上睡不着，是所谓“归无计”“人不寐”也。 这时的秋景，在他的眼中，自然是一片清冷，一片凄凉。其中心中的愁楚、伤感与萧索秋色暗相呼应，自然就有了“浊酒一杯家万里”“将军白发征夫泪”的吟咏。 同时，刘文戈先生对古庆州城了如指掌，也曾多次前往陕西考察曾经的延州城。他说，延州、庆州，都是“塞下”，但有很多不同。一是山不同：延州城周围的山，多是尖顶的，可以称为“峰”；庆州城两边的山，是平顶的，才能称作“嶂”。所谓“千嶂里”，指的一定是庆州城。二是城不同：当时的延州城在今延安城区南面的沟壑中，跨沟而建，南北城门在沟底，东西城门在两面山上，如此之城，称之为“孤”十分勉强；庆州城建于北山延伸下来的高阜之上，两水夹流，山衔水抱，四面城墙高耸峻拔，称之为“孤”恰如其分，所谓“孤城闭”，指的也一定是庆州城。 所以，刘文戈先生认为，这首词不仅写于秋天，而且就写于1041年在庆州的这个秋天。 1041年的秋天，对于范仲淹来说，是一个郁闷的秋天，一个纠结的秋天。 1042年秋，正是范仲淹“春风得意”的时候。四月份，朝廷颁诏，任命四路帅为观察使，知庆州范仲淹为邠州（今陕西彬县）观察使。虽然观察使是个虚职，但俸禄高于知州，是朝廷对有功者的奖赏。范仲淹连上三表，固辞不受，朝廷最终答应了他的请求；闰九月，朝廷任命纨子弟葛怀敏为统帅，宋军又大败于定川寨（今宁夏固原境内），渭州、泾州危急，范仲淹由庆州出兵驰援，稳定了边疆局势，宋仁宗大喜过望，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并为其加职进官，范仲淹不久便出将入相（1043年4月范仲淹入朝，7月任参知政事即副丞相）。所以，刘文戈先生说，1042年秋天，无论是在庆州，还是在泾州，范仲淹都没有理由再说“燕然未勒归无计”这样的话了。 1041年冬天：乐观的《依韵答梁坚运判见寄》 蔽野旌旗色，满山笳吹声。 功名早晚就，裴度亦书生。 庆历元年十一月，范仲淹向朝廷上奏了《上攻守二策状》，全面阐述了自己对西夏的应对策略。 在《攻议》中说：“大为城寨，以据其地，俟城寨坚完，当留士兵以守之。”又说：“如取下一处城寨，平定则更图一处，为据守之策。” 在《守议》中，他从地理、兵制、供给三方面具体分析了夏宋形势，“臣观西戎居绝漠之外，长河之北，倚边面险，未易可取；建官置兵，不用禄食；每举众犯边，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风集云散，未尝聚养。中国则不然，远戍之兵，久而不代，负星霜之苦，怀乡国之望，又日给廪食，月给库缗，春冬之衣银鞋，馈输满道，千里不绝，国用民力，日以屈乏，军情愁怨，须务姑息，此中原积兵之忧，异于夷狄也。”最后得出结论： 臣谓国家用攻，则宜取其近而兵势不危；用守，则必图其远而民力不匮。 从这些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范仲淹的戍边策略基本形成，即以守为主，兼之以攻，攻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守；攻则宜取其近，不取其远，以免长途奔袭而得不偿失。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步步为营，积极防御。 《上攻守二策状》写好后，正逢他的朋友、陕西转运司判官梁坚由庆州归朝，于是托梁坚将其带回东京（今河南省开封），上报朝廷。 梁坚完成范仲淹所托之事后，给范仲淹写了一封回信，并附寄了一首自己写的诗。范仲淹看后，便以此诗相和。这个时候，正是庆历元年的冬季。 诗的前两句生动描述了宋夏战场波澜壮阔的景况，后两句抒发在宋夏战场上建功立业的豪情。 当年，范仲淹自荐知延州时，还没有戍边的经历，有人认为他一介书生，不可能抵御西夏的入侵；同时，他主张以守为主，拒绝参与对西夏的主动攻击，也被认为是一种懦弱的表现。 “攻守二策”是范仲淹长期实践和思考的产物，上奏朝廷后，等于完成了自己的一桩心事，同时也增加了他对“主守”策略的信心，不再是“燕然未勒归无计”了。“功名早晚就”中的“早晚”二字，说明他既想成就功名，又不急功近利的思想。同时，也用“裴度亦书生”回应了有人对他“书生”身份的质疑：唐朝的裴度也是一介书生，不是同样能在战场上建功立业吗？ 其实，在《上攻守二策状》之前，他已经连续写了《请修复城寨奏》《乞先修城寨未宜进讨奏》《乞于沿边诸寨置榷场奏》等奏章，以求朝廷强化防御措施；而在此之后，他再一次上奏《再议攻守疏》，继续推行他的防守思想：“今臣领庆州，日夜思之，乃知攻有利害，守有安危，何则？盖攻其远者则害必至，攻其近者则利必随。” 范仲淹对积极防御战略的坚决与执着由此可见一斑。也正因为如此，才最终得到了朝廷的认可。所以，从史料中，很少见到他在庆州任上有关军事行动的记载，更多的则是关于修城筑寨的故事。《庆阳县志》称，范仲淹知庆州期间，在环庆一路，就修筑城寨28座、烽火台44个。 1041年冬天，对范仲淹来说，是一个自信的冬天，一个乐观的冬天。 1042年春天：喜悦的《城大顺回道中作》 三月二十七，羌山始见花。 将军了边事，春老未还家。 范仲淹到达西北前线后，通过实地调查，依据国力和兵力现状，很快提出了“积极防御”的方针：反对深入西夏境内发动大规模的攻击战，主张训练边塞军队，巩固边防，打一场持久的防御战。修城筑寨即是践行积极防御战略的措施之一。而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大顺城。 关于大顺城的修建，《宋史·范仲淹传》有一段精彩的文字： 庆之西北马铺砦（同寨），当后桥川口，在贼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贼必争，密遣子纯祐与蕃将赵明先据其地，引兵随之。诸将不知所向，行至柔远，始号令之。版筑皆具，旬日而城成，即大顺城是也。贼觉，以骑三万来战，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 马铺寨是后桥川的出入口，而且在西夏地盘之内，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范仲淹计划在马铺寨筑城，但事先就想到西夏一定会前来争夺，于是秘密派遣儿子范纯祐和蕃将赵明抢先占据马铺寨，之后又带兵相随。但是，各位将领并不知道要去干什么，一直到了柔远（今华池柔远镇），才告诉他们要在马铺寨筑城。筑城的工具早就准备好了，所以只用了十天时间就大功告成，这就是著名的大顺城。西夏发觉以后，出动三万骑兵来夺城，并假装失败，范仲淹对这些伎俩早有防备，告诫将士“战而贼走，追勿过河”，后来发现果然有重兵埋伏。夏军之计被识破以后，就仓皇撤退了。 柔远自宋以来从未改名，也一直在庆州之东北。所以，《宋史》所谓“庆之西北”应该是“庆之东北”。华池县地方历史文化研究专家郭含殿先生认为，今华池县山庄乡境内的二将城古城即是大顺城故址。据说，1991年以来，从那里挖掘、捡拾到上面有“大顺城官”“大顺城”字样的残瓦已有10多块，且字体、形制不一。刘文戈先生认为，这是确认大顺城故址的有力证据之一，但这些瓦块可能并非范仲淹当初筑城时所用。 马铺寨新城竣工以后，立即报告了朝廷。宋仁宗非常高兴，亲赐“大顺城”之名。宋代大思想家张载也专门写了一篇《庆州大顺城记》，说大顺城“深矣如泉，岿然如山。百万雄师，莫可以前”。这也成为成语“百万雄师”的出处。之后，范仲淹又招募当地百姓轮流守卫大顺城，平日，在家耕种土地，农闲训练；战时，官家提供兵甲器具，参与作战，大顺城因此成为阻击西夏南下交通要冲上一个可攻可守的坚强堡垒。《宋史·范仲淹传》说：“大顺既城，而白豹、金汤皆不敢犯，环庆自此寇益少。”这一切，都是范仲淹的功劳，所以，当时西北有民谣云：“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这首诗作于从大顺城回庆州的途中。前两句写景，姗姗来迟的春花，为荒凉的边塞增添了一份亮丽的色彩。后两句言志，大顺城筑成后，了却了一桩“边事”，所以就不自觉地想家了。但是，跟“浊酒一杯家万里”相比，“春老未还家”则是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大顺城在宋夏、金夏纷争两个时代，都发挥过重要作用，到了元代才失去其守御功能，变成了一座废城。现在，更是残垣断壁，荒草丛生。但是，作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仍然有它的魅力。当地百姓和来这里旅游的人，仍然愿意以此为背景拍照留影。 1042年春天，对范仲淹来说，是一个多彩的春天，一个欢快的春天。 范仲淹父子三人四知庆州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文学家。苏州吴县（今属江苏省）人。24岁举大中祥符进士，历任秘阁校理、吏部员外郎，知陈州、苏州、开封府等，因忤丞相吕夷简，被罢知饶州。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自荐戍边，开始了他三年多时间的戍边生涯，其中知庆州一年半时间。 范仲淹有四个儿子。大儿子范纯祐随父守边，参与修建了大顺城；二儿子范纯仁在宋神宗时两知庆州；四儿子范纯粹在宋哲宗时知庆州达五年之久。范仲淹父子两代三人四知庆州，并均有惠政，与庆州结下了旷世奇缘，留下千古佳话。 范仲淹写在庆州的《劝农》诗 明嘉靖三十五年《庆阳府志》载有一首范仲淹写的《劝农》诗。这首诗在《范仲淹全集》未收入，可视为范仲淹在庆州时的一首佚诗： 烹葵剥枣古年丰， 莫管时殊俗自同； 太守劝农农勉听， 从今再愿诵豳风。本报记者尚德琪 李欣瑶 先朝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