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林，生于1949年，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先秦史等历史文献学和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偏爱经学，尤其注重对儒家经典《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以及中国古代礼乐文化的研究。（《南方人物周刊》 姜晓明/摄）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邹金灿 实习记者高伊琛 发自广州/编辑郑廷鑫rwzkwenhua@163.com “您穿西装吗？”我问清华大学彭林教授。 彭林说：“我以前穿，现在不穿了。我到了纽约，到联合国总部那个中文组讲课，我还去了哈佛、牛津，这几年我也到日本香港台湾，都不穿西服，我都是那一身唐装，不唱‘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我与彭林第一次见面，他也是穿着一身唐装。那是2015年末，他应邀在广州开讲传统的礼仪文明，一个能容纳五六百人的礼堂，座无虚席。讲座中，彭林问听众，“在座的男同志，你们如果与妻子外出，碰见了朋友，应该怎样向朋友介绍自己的妻子？” 一时众口异辞，彭林于是请人来回答。有人说“爱人”，有人说“老婆”，也有人说“夫人”。 彭林说，“‘爱人’是西方传来的词，英文是lover，是情人的意思。说‘老婆’就太俗啦。说‘夫人’就闹笑话了，在古代，天子的配偶叫‘后’，诸侯的配偶叫‘夫人’，这是一个尊称，应该由别人这样称呼你的妻子，自己是不能用的。我们对别人称呼自己的妻子，应该说‘内子’、‘内人’。” 他话锋一转，“那么如果女同志和丈夫外出，又应该如何对别人称呼自己的丈夫呢？” 有人马上说：“外人！” 彭林笑了，“这两个字，你说其他人可以，就是不能说自己丈夫！其他人是外人，但这个可不是你的外人啊！应该叫‘外子’。”语毕，众人大笑。 末了，彭林解释自己为何要传讲这些传统的礼仪，只是为了天下兴亡，“尽一个匹夫的责任。” 这句话出自顾炎武的《日知录》：“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后来被梁启超提炼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浸润着历代儒者。 彭林以儒者自任，他希望通过讲授传统的礼仪以推扬儒学。最近几年，他不惮重复，频繁在各种平台讲传统礼仪。他躬行着自己的所讲，在各类讲座中，往往一上来就先向听众鞠躬。在他的讲授中，那些令人望而生畏的礼学文本，变成一个个人们熟悉的场景或动作，譬如：在饭桌上向年长者敬酒，不能隔着桌子进行，要走到对方身边敬酒并说祝词；写信给长辈，封面不能写敬启，要写赐启或俯启，等等。 他解释这些礼仪背后的精神：自谦以敬人。广州讲座的次日，我来到他下榻的酒店对他进行专访。结束之后，他与我握手致谢，一步步送我到房外。我走到楼道拐角时，向他挥手告别并请他回到房内。他微笑，朝我作了一个鞠躬。我也报以一个鞠躬，然后搭乘电梯离开。 儒者 在学术上，彭林专力于“三礼”（《仪礼》《周礼》《礼记》）的研究，礼学是儒学中非常专门的学问，历代学者更是围绕《周礼》聚讼不休，彭林的博士论文就是《〈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刚开始时，他跟大多数同行一样，埋头书斋做研究，不涉足窗外之事，与当下学术机制里的大部分学者没有多少不同。后来，他在做学术研究之余，还奔走九州传讲礼学。这一个变化，与他的乡先贤钱穆有关。 1949年，彭林出生于江苏无锡。也在这一年，钱穆离开了无锡的江南大学，前往香港生活并在台湾终老。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限制，尽管彭林少年时期就喜欢读文史类书籍，但对钱穆这位乡先贤了解不多。 1984年，彭林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师从赵光贤教授，成为先秦史专业的硕士生，“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都是自学，学古文字、甲骨文、金文之类的，那个时候特别想做一个考据学家，觉得那是真学问。后来考上北师大。我导师曾被打成‘右派’，可以说一生不得志，最后一批才平反。平反以后，他一方面废寝忘食地做研究，另一方面非常关注社会。他有一本在报纸上发表的集子，叫《孔学新论》。我当时觉得很奇怪，那些关我们什么事？但他会关注现在社会怎么样，关注儒学在今天还能不能用，批评社会的拜金主义。” 对于导师的这些行为，彭林那时一度觉得多余，认为学者管不了那么多，而时间宝贵，应该把精力放在学术研究上。尽管如此，他还是认真读了导师的那些文章，“就是他怎么看待儒学、认为现在社会的问题在哪里、他认为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些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但是当时自己一心向往的还是多读书，做一个像乾嘉学派那样的考据学者。” 博士毕业后，彭林留任北师大。变化发生在1999年调任清华大学之后。那时彭林觉得，自己想要在清华做得好，必须对这所学校有更多的了解，于是找了许多谈清华人文精神的书来看，里面就涉及到了梁启超、陈寅恪等人。他一读就觉得，“哎呦，很吸引人！”包括知道了梁启超上课时会在学生中间走来走去，讲“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将奈公何”时，每句腔调都不同，非常具有感染力，这些细节直至今日都为他所记取。而在文化立场方面，梁启超、陈寅恪都是坚守文化本位的学者，这无形中也影响了他的思想。  彭林说礼 在学术研究方面，彭林刚开始时注重先秦，因为那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其次是清代，“很多老先生都教导我们，清是最高峰。”然而对中间段的宋明理学则没有那么重视，“甚至不喜欢，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认为宋明理学空疏、亡国，甚至认为它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后来我到韩国去。韩国的儒学实际上就是宋明理学，他们对孔子、对清学不怎么研究的，所以他们老问我宋明理学。我就很惭愧，怎么人家问你中国的东西，你都不知道？所以回来读这个东西，读完以后才知道，这个宋明理学了不得，那为什么钱穆先生那么崇拜朱子？后来就读钱先生的东西。” 这一读，用彭林的话来说，是“不得了”，“钱先生的书，我有一本买一本。一方面，他是我的乡先贤；另一方面我也认为，朱熹之后，并世先生一人而已。你读他的书可以知道，他读书之多，学术界无人能望其项背。梁启超先生有一本《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先生不满意，也写了一本。梁先生这个书，在学术界被摆得很高。以前我读书的时候，只知道有梁先生的这本，根本不知道还有钱先生的。后来读了之后，哎呦，两本书水平不在一个级别上。梁先生除了写诗还是个政治家，太忙，所以他说读王夫之：哎呀，他书太多了，我读不完（按：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七章：欲知船山哲学的全系统，非把他的著作全部仔细r绎后，不能见出。可惜，我未曾用这种苦功。而且这部小讲义中也难多讲）。但钱先生把它全读完了。” 钱穆给彭林留下的最深的印象，就是有担当，“读书是为个人的功名利禄还是为了民族？钱先生读梁启超先生的文章，17岁就为国家的命运担忧（按：据考证，钱穆所读的梁启超文章系《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其时为1910年，读后深为梁氏的‘中国不亡论’所感染）。我就觉得，他这个学术是有高度有境界的，跟那种狗苟蝇营，在角落里面找个东西——无补于世，人家都不屑于做的——觉得填补了空白，是不一样的。你做学问，你有境界没有？钱先生是真正有的，我是很受这些人的感召。我们实际上能有多大能耐呢，我们超越不了孔子，超越不了朱子，也超越不了钱先生。钱先生的事业还没有完，我是接踵钱先生的事业在继续走。” 在前贤的感召下，彭林逐步走上阐扬儒学之路。有一次，一个干部学校请他去讲课，当时的风气还普遍认为儒学是“封建糟粕”。为保险起见，彭林决定讲礼，“我给自己定位是个战士。我当时都做好心理准备，如果有人拍桌子站起来说‘你胡说，你给我滚’，万一这样怎么办？那我就跟他们辩论！”令他意外的是，那次讲座非但没有出现预想的情形，更是受到了听众的欢迎。风气在悄然改变。 学礼是为了成为君子 在清华大学，彭林常年开设“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一课，告诉学生为何今日还要学传统礼仪，“就是让你有个人样。”这一门课获得过“国家级精品课程”。 谈起时人失礼的情形，彭林感到痛心，“你问他贵姓，他说：我贵姓王啊。这是很笑话的。学生给老师的信，信封写‘敬启’，很多教授遇到，并不认为这是不敬。我在学校上课，收集了好几个‘彭教授敬启’——让你恭恭敬敬地打开。他认为是对我尊重，实际上就是弄了一个笑话。现在这个笑话已经弄到香港去了，内地很多学生去香港，把作业放在信封里，封面上就写着‘某某教授敬启’。这个表达完全是错的。” 2011年，彭林在百家讲坛说礼，内容包含了打招呼、衣着、书信、座次等各种生活细节。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在大众媒体上亮相。“日本、韩国高度现代化，他们的传统礼仪仍然保留得很好。我们近代以来，不是全盘西化就是全盘苏化。那么好了，自己的文化要不要？”北京申奥成功后，彭林有感于西方礼仪在中国的盛行，就陆续在媒体上发表文章，呼吁官方在奥运这个盛典中展现中国的传统礼仪。  彭林曾呼吁在北京奥运会上展现中国传统礼仪，建议最终没被采纳 建议没有被采纳。彭林觉得遗憾，认为中国错过了一个移风易俗的极佳机会。不过，这并不影响他继续推扬礼学的心意，“钱穆先生晚年时，眼睛看不见了，他跟学生说，我们为什么读书，读书是为了做人，为了做少数人。这话你乍一听觉得很奇怪，仔细一想，觉得说得太深刻了！一是做人，不要做畜生。另外，流俗就是随大流，少数人是清醒的，你举国风靡，他不为所动。以前有做官潮，像我们这样有个博士学位，如果一心要做官，说老实话，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我知道我要什么，所以我必须不要什么。一定要守得住。” 他认为，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中国文化是道德文化。武王克商以后，大家就感到，这个社会要没有道德就完蛋。所以在《尚书》里面，周公反反复复地讲要明德，就是昌明执政者的德行。这在历史上是了不得的一个东西啊：民为邦本。那么人怎样成为一个德性高尚的人，就成了中国文化的核心问题。在中国人看来，社会发展的一个终极目标，是人人成为君子，是人自制力的发展，甚至成为圣贤——我们现在不讲这个，现在的人觉得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就是幸福。” 说到这里，彭林笑了，“人怎样成为大写的人，这是中国文化的课题，这课题超越时空。人不像个人，这个社会不可能行的。那人怎样才能内外兼修？在外就是礼，就是一种行为的规范，然后是交际的方式等等。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没有东西不是礼的。人跟天怎么相处，跟自然怎么相处，在中国文化里那就是礼啊。《礼记》有一篇叫《月令》，就讲春天不能砍树，不能掏鸟窝，不能捕捉怀孕的兽。国家制度、教育，儒家所有的理念，都要通过礼落实到人的身体，才能在社会变成现实。所以钱穆先生说，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就是礼，这个东西弄不清，你对中国文化就弄不清。在讲儒家的人里面，像梁启超、钱穆这样把握到这个真谛的，实际上是寥若晨星。” 谈到如今一些人对礼学的认知，彭林说，“咱们现在非常伤感，到现在都有人认为礼就是磕头作揖。他们认为，这个礼怎么能治国呢，不就是磕头作揖吗？他没有好好读过这些东西。奥运会的时候张艺谋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随便舀一勺都是精华。哪有这种文化？我看打麻将就不是精华！‘随便舀一勺都是精华’，表面上看起来吹捧中国文化，说到天上去了，但全是精华就没有精华嘛，对不对？这个话从逻辑上都讲不通，每一个民族文化都有核心，还有些边缘的甚至要被淘汰的东西。” 现在人没有敬意了，所以怕麻烦 谈起学界前辈的礼仪表现时，彭林咨嗟不已。 有一次，他去民进中央讲课，秘书长告诉他关于民进中央老前辈的故事：雷洁琼是老一辈的民进中央主席，他们的院楼是口字型，有时开会期间休息，老太太就回自己房间，她一开门，看到有人正要过来，会马上退到一边，等他们过去之后自己再在后面走。彭林说，“这是非常尊重人家。咱们现在，不愿意尊重任何人，但是希望所有的人都要尊重我。哪来的事情你说？” 在北师大读研究生后，彭林经常听到许多有关北师大老前辈启功的佳话，“启功先生去世以后，很多人写文章回忆，他‘文革’时落难，有一个住在附近的人经常上他家里去看他，每次到饭点了，那个人就赶紧告辞，启功先生就抢先出来，站在门口跟客人鞠躬送行。人呐，学问越大，越知道要低调，要谦卑，这里面有哲学：满招损，谦受益。” 到清华大学任教后，关于清华老前辈的故事，也让他内心触动，他经常与人讲起陈寅恪的这个故事：有学生到陈寅恪家做客，刚好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也在，陈三立表示要见一见这些学生，这时就出现了一个如何安排座位的问题，陈寅恪的处理是这样的，父亲坐中间，学生坐两边，自己则站在父亲旁边。彭林说，“这叫侍立。如果他跟爸爸平起平坐，那是当兄弟了。在这种场合里，学生是客人，尊重客人是待客之道，所以学生都坐着。自己不管学问多大、地位多高，在父亲面前永远是儿子（所以站着）。” 彭林告诉我，梁启超当年在清华教过的学生，前些年都还健在，他们在开会的时候，只要提到梁启超，都会站起来说“当年任公先生教导我说”，语气恭敬，绝不直呼“梁启超”，因为在传统礼仪中，后辈直呼前辈之名是不敬，“安徽人民出版社要出一套《陈垣全集》，书名没有办法，只能叫陈垣，那个书要请启功先生题名，启功先生就说：我哪敢写陈垣这两个字啊，那是我老师啊，我怎么敢那样说？后来就在里面写陈援庵（陈垣的字），写受业启功敬署。这叫规矩。” 对比当下一些学者的表现，彭林显得枨触，“我们现在的人没有规矩，没大没小。那帮年轻人开学术会，（直接说）梁启超啊、陈寅恪啊怎么怎么。这个东西变坏了。” 我问：“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说：‘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今天谈礼学，应该如何避免这个问题？” 彭林说，“要有一些非常出色的学者，他真正对这种书下过功夫，发掘里面的精华，然后能有一种非常简明的读本提供给社会。其实古人做过很多这个东西，像《三字经》、《千字文》，也是把史书里面甚至自然科学知识，都糅在一起给你。《朱子家礼》，我考证出不是朱熹做的，它也是把《仪礼》简化，便于普及。现在我在搞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仪礼》复原。《仪礼》太难读了，我把它的核心元素找出来复原，十七篇都要做出来，可以日常使用。” 我问他说，“在你讲授古代礼仪的过程中，有人说这些是繁文缛节吗？” 彭林说：“有的。这个问题有人跟朱熹提过。朱熹说，书上看起来这么多，其实在生活里面就是两三分钟的事情。（大意）其实古人不会有什么繁文缛节的，书上拐来拐去的，你看不懂看注，看注看不懂看疏，就会觉得很复杂。现在什么东西就快餐嘛，快就是没有内涵。古时候请客人来给自己孩子加冠礼，主人在门口要等着，客人进门之前要给人家行礼，进去以后要各走各的道路，还要行礼，走到台阶面前还要你先。古人觉得每个地方都要把内心的敬意充分地表达出来。现在的人没有敬意了，所以怕麻烦。” （本文刊于《南方人物周刊》第464期，《南方人物周刊》及作者授权转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