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庙大成门前孔子像 本文选自《读书报》对黄进兴教授的访谈  《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 学者简介：黄进兴（ Chin-shing Huang），曾用笔名吴咏慧，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 ，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兼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世思想史、宗教文化史、史学理论。著有《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中华书局2010年版），是研究孔庙祭祀制度的重量级著作。  书名 读书报：您涉猎的研究领域很多，为什么这次在北大和社科院历史所谈的题目都是关于孔庙和儒教的话题？ 黄进兴：我每到一个地方，对方都提出要我谈这方面的内容，大概是认为我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出色吧。我从1986年开始研究孔庙，希望厘清两千年来的祭祀制度，的确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开始做这个题目的时候受到过很大的挫折。我的前辈，包括历史系、中文系的前辈，第一是不鼓励，第二是觉得很奇怪。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像被一种神秘力量吸引住了，就是想了解孔庙是怎么回事。20多年来我慢慢清楚了：孔庙是了解中国传统社会中政治与文化互动的最佳途径之一。 读书报：研究孔庙对于理解儒教有什么意义？ 黄进兴：近一百多年大家都在争论儒家(或儒教)是不是宗教，我想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以前人们讨论这个问题都是基于文本，从经典出发，比如以《论语》等为依据。而我换个角度，从神圣空间——每一个宗教都有一个神圣空间，教堂——的角度讲。孔庙就是一个神圣空间。先不讲儒家(教)是不是宗教，我们从儒家神圣空间的性质来看。 读书报：神圣空间和经典文本相比，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黄进兴：我认为宗教的很多维度不一定能从经典中找到，这就是世俗宗教信众的生活。比如一个人没有读过《华严经》、《心经》等佛教经典，但并不妨碍他成为佛教徒，灵隐寺里那些虔诚地前来祈福消灾的人，许多就是如此。这是一个比较人类学式的做法，我认定宗教就要有拜石头公之类的现象。石头在哪里成了精，没有文本告诉我们，也没有经典记载。但是台湾乡下许多人求财、求福，就是把自己的主观愿望投射到了石头公身上。假如我们这样来看，儒教在传统中国是不折不扣的国家宗教，而且是一个公共宗教。 读书报：为什么说它是公共宗教？它与其他类型的宗教区别在哪里？ 黄进兴：所谓公共宗教，指它不牵涉信众私自的祈求，只回应国家的国泰民安集体的需要。所以，它跟近代从外面进来的私人宗教不一样。这导致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或者西方的学者都很难搞清儒教究竟是不是宗教，因为他们的宗教观念是以基督教为模式的。基督教事实上在中古也兼有国家宗教的性质，但启蒙运动以后，已经演化成一种私人宗教。私人宗教跟个人的祸福则息息相关。 读书报：您在社科院历史所谈到今天在台湾和大陆孔庙都面临困境，请您谈谈这一困境的现状，其在大陆和台湾有何不同？ 黄进兴：孔庙作为一种公共宗教，在传统中国两千年的发展中，是跟帝国的制度相结合的。清末以来，随着帝制的瓦解，它也就成了文化游魂。孔庙的窘境在台湾和大陆都一样。比如在台湾，政府的每一个部门，无论是教育部、文化部，还是内政部，都没办法跟它真正挂钩。还有一个问题是，在帝制中国，它不像私人宗教那样，老百姓可以随意去庙里参拜，今天去的人也不知道自己要祈求什么。毋怪今天的中国人，大半不知道要去孔庙拜什么。所以在台湾，大家对儒家也非常冷漠，在大陆我想更严重。现在孔庙前面真的是门可罗雀。 读书报：大陆学者也有不少人主张儒教是宗教，可否谈谈您与他们之间的区别？ 黄进兴：大陆的文献我接触的并不全面，只是偶尔看到一些讨论文章。据我不全面的了解，大陆学者是传统式的做法，对经典文本进行一些爬梳和辩论，与我不同。我考虑的是信仰者自己的意愿和他的宗教行为，比较不重视教义(如《尚书》、《易经》等)。大陆学者从宗教定义和经典出发，他们的反对者也从宗教定义和经典出发。但是中国的经典浩如烟海，你举出这几部，我可以举出另外几部，结果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并且与历史的实情有不小的落差。所以我认为，对传统的阐释或训诂的手法，没有办法解决儒教是不是宗教的问题。两千年来，宗教这个词汇也是一个衍生性的词汇，无时无刻不在改变。 读书报：您从人类学的角度，比较忠实于历史的实情。能否从历史的角度谈谈儒教近代以来为何一再遭到污名化？ 黄进兴：这与民国初年、尤其是五四反传统运动等时代氛围有关，也许我的观察并不十分准确。当代的华人都对儒教很疏离，虽然他们也都重视传统文化，但如果拿他们的心理与300年前的清朝中叶的人和现代的西洋人相比较，究竟跟哪个离得更近呢？我认为是后者。这是一百多年来文化心理积淀的变化所致。我们的价值观其实是教育的结果，至今五四精神在华人的思维世界里还是占主导地位，其中既有好的一面如自由、民主，也有不好的一面如反传统。 读书报：您认为目前中国思想史研究有何问题与不足？是否需要方法的突破，比如了解西方？在这方面台湾与大陆相比有何异同？ 黄进兴：近一百年来西方思想史的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翻了六七番，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往好里说是比较稳定，往坏里说是少了创新。这尤其表现在中国哲学方面，它的研究方法基本上还是很传统的。当然，也慢慢地有了一些变化，但这些变化未必是对的。其实只要做得好，用哪种方法都不要紧。钱穆不懂外语，不懂后现代，学问照样做得很了不起。台湾相对大陆较为开放一些，这几十年和西方交流融通无碍，但实质上也很有限，真要了解西方文化，要费一番功夫，在台湾你可以看到很多口号，但都是风吹草动、浅尝辄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