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戴进谢安东山图（局部） 东晋名相谢安经常召集族中子弟谈天论地，内容多与文学有关。这看上去似乎只是文士雅集，实则不然。有一次，谢安问子侄们《诗经》中哪一句最好，侄子谢玄认为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不是谢安心目中的理想答案。在谢安看来，“訏谟定命，远猷辰告”的意境深远，才应是从政者追求的“雅”。短短的一番对谈，看似讨论古书，实为以此教育子弟不应以个人情感为先，而应以天下大计为怀。 中古时期的世家常有谢安式的教育方式，世代相承的道德教化成为他们的文化底色，因而被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赞为“门风优美”。他们并非对家族后代进行刻板说教，而是在谈论学术文艺时蕴道德礼义于其中。除去这种“言传”，更多时候他们是通过日常生活中对子弟行为礼仪的培养，以及自身对行为规范的遵守来进行“身教”。重视践行的“身教”与注重学习领悟的“言传”相结合，让家风这一文化基因得以顺利完成代际传承。 古人对家风的重视，与他们对社会秩序的体认有关。《周易》的《序卦》篇中说“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在先秦时代的古人看来，先确立家内秩序，才能建立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因此，规范家庭成员的言行、维护家内之礼，才能拥有正常的社会秩序。《礼记·大学》篇中认为“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古人不但强调家族社会地位的稳固，也重视良好家风的维护，就是基于这种社会责任。  以礼教子好处多（资料图 图源网络） 据记载，司马懿的父亲司马防就是一位注重家庭教育的家长。在家中，包括司马懿在内的几个儿子虽然已经成年，但司马防不召唤他们，儿子们便不敢随意去见父亲；见面时，如果没有允许他们入座，便不敢坐下；司马防不向儿子们提问，他们也不能随便说话。司马氏父子之间完全按照礼仪相处，秩序井然。这看上去显得有些不近人情，但却是在汉末乱世时对传统礼仪的一种坚守。虽然“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已经成了当时社会与政坛上屡见不鲜的丑闻，但在司马防家中，仍能保持儒家所倡导的礼仪，这就是家风的影响力——不随时而变，靠治家者的自觉，维护他所认同的价值。 作为社会的细胞，在整个社会处于恶劣条件下时，家庭承担起了守护价值观的责任；当社会能够良性发展时，家庭也为道德礼义的实践提供了第一个场所，孩童在真正进入社会之前，就在家风的熏陶下，对应遵守的秩序进行体认、模仿与自觉维护，“孔融让梨”的故事就是最好的表现。 （《优美门风：家训文本与精神传承》之一《“门风优美”的中古世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