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听琴图 自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以来，修身成为中国文人实现其抱负的必要前提。“修己”即修身，其目的是“思无邪”，达到“内圣”，并进而“安百姓”，即治国平天下，实现“外王”之目标。数千年来，“内圣外王”是中国传统文人追求的最高人格理想，而修身与安百姓则是达到此目标的必由之路。修身即重个人独处时的修养心性，而安百姓则是将修身之成果推诸他人，泽被百姓。两者方法不同，但殊途同归，其结果都是要达到文人自我生命的完善。对古代文人来说，修身是完善道德的第一步，是入世的先决条件，所以自古以来如何修其身、养其性就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大学》中的一段论述堪称传统修身观念的典型代表：“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不难看出，修身即“正心”。如何“正心”？朱熹等人的解释可谓一目了然：“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王阳明说“必欲此心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此做圣之功也”（《答陆元静》），“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工夫。静时念念去欲存理，动时念念去欲存理”（《传习录》），“人若真实切己用工不已，则于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见一日，私欲之细微，亦日见一日。若不用克己工夫，天理私欲终不自见”（《传习录》）。可见“正心”就是“克己”，就是要消除内心的一切不合乎道德规范的思想、物欲。 古琴因和士的特殊关系而尤其被强调其修身之用，它和修身相连的记载最早可追溯到《左传》。此书“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非以慆心也”的命题首次提出了古琴对人的修身养性之用。从文字分析，“慆心”即放纵心中之欲望，而“仪节”，杜预注为“为心之仪节，使动不过度”。显然，“仪节”、“慆心”在此处是一组相对的概念，说明古琴对人的正心、克己作用。在杜预的注文中，“仪节”有动作合乎礼仪规范的意思，显示古琴美学思想中最早的“修身”更多带有一些讲求外在之礼的成分，还不完全是一种内在的道德实践，后来的“修身”则主要针对修养心性而言了。 随着士阶层的壮大，古琴和士的关系更加亲密，因为它被赋予了“仪节”的重任而逐渐发展成唯一的文人乐器，成为文人成就自我人生理想的工具。到后来已是言修身必言琴，论琴必论修身，古琴已成为士的象征。《礼记》“士无故不彻琴瑟”的提出可看出古琴对士修身的重要性，士之所以“不彻琴瑟”，是要以琴为手段去达到修身正心的目的。古琴的作用主要是正心，即约束士的内心思想，使他们做到“思无邪”，非礼无视，非礼无听，非礼无言，非礼勿动，非礼无思，思想道德和行为规范均合于礼的要求。在此，礼是乐之本，琴被用于“约之以礼”，以达到士“克己复礼”的修身目的。这种以礼制乐的思想贯穿于琴与士关系的始终，“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非以慆心也”标志着古琴产生之初就蕴有某种礼乐思想的色彩。正是这种观点在其后得到了士的充分肯定和认同，它标明在士心中古琴的功用价值高于艺术价值。士之所以时刻不离古琴，其原因是修身正心，而不是为艺术之魅力，这基本是中国传统士人的共识。历代各种史书、琴谱都对此有明确表述，如《史记?乐书》说“夫礼由外入，乐自内出。故君子不可须臾离礼，须臾离礼则暴慢之行穷外；不可须臾离乐，须臾离乐则奸邪之行穷内。故乐音者，君子之所养义也。夫古者天子诸侯听钟磬未尝离于庭，卿大夫听琴瑟之音未尝离于前，所以养行义而防淫佚也”，《白虎通》说“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风俗通义》说“雅琴者，乐之统也，与八音并行。然君子所常御者，琴最亲密，不离于身，……虽在穷阎陋巷、深山幽谷犹不失琴。以为琴之大小得中而声音和，大声不喧哗而流漫，小声不湮灭而不闻，适足以和人意气，感人善心。故琴之为言禁也，雅之为言正也，言君子守正以自禁也。夫以正雅之声动感正意，故善心胜，邪恶禁”，《紫阳琴铭》说“养君中和之正性，禁尔忿欲之邪心”，《溪山琴况》说“稽古至圣心通造化，德协神人，理一身之性情，以理天下人之性情，于是制之为琴”，《一峰园琴谱?诸家琴论》载李緜州之言说“世人碌碌风尘中躁心、矜心、利心、欲心时时熏蒸，不能一刻自解，惟学琴一事可以滌除尘秽，开拓胸襟，一切妄念久久自然消释”，《立雪斋琴谱》说“士无故不彻琴瑟，所以养性怡情。先王之乐，惟淡以和。淡，故欲心平；和，故躁心释”，《重修正文对音捷要真传琴谱》说“琴者，禁邪归正，以和人心。是故圣人之制，将以治身，育其情性，和矣！去乎奢侈，以抱圣人之乐。所以微妙在得夫其人，而乐其趣也”，《邻鹤斋琴谱》也说“是以伏羲制琴，以禁邪心，使归于正”。 士认为，古琴的存在是为了“养心”。儒、道两家都重视古琴的“养心”，但其目的不同。儒家强调通过“养心”而养人之德性，道家则强调通过“养心”而实现人之养生。所以儒家强调以琴养心之正，除去心中浮暴不平之气，使之归于平和，如范仲淹说“清静平和性与琴会”、欧阳修说“欲平其心以养其疾，于琴亦将有得焉”、苏轼说“散我不平气，洗我不平心”、朱熹说“养君中和之正性，禁尔忿欲之邪心”、程允基说“礼以制其外之暴慢，乐以制其内之奸邪，务养其性情一归之于正而已。故颂读之余欲制其内行以养其性情之正者，惟琴有能事焉”（《诚一堂琴谱》），戴源说“养中和之德性”等。道家则强调以琴导气养神，使心通于自然之和，达到养生之目的，如嵇康说“宣和养气，介乃遐龄”、“导养神气，宣和情志”、“长寄灵岳，怡志养神”、“窦公无所服御而致百八十，岂非鼓琴和其心哉？此乃养生之一征也”等。清祝凤喈在《与古斋琴谱》中对古琴养心的重要性作了充分的阐述，代表了传统古琴美学思想中典型的“养心”观念：“鼓琴曲而至神化者，要在于养心。盖心为一身之主，语言举动，悉有所发而应之。心正，则言行亦正；邪，则亦邪，此人学之大端也。余力游艺，何若不然？……凡鼓琴者，必养此心，先除其浮暴粗厉之气，得其和平淡静之性，渐化其恶陋，开其愚蒙，发其智睿，始能领会其声之所发为喜乐悲愤等情，而得其趣味耳。舍养此心，虚务鼓琴，虽穷年皓首，终身由之，不可得矣”，“八音惟琴为最，古圣所作，君子常御，无故不撤，藉以养吾德性，恬然自怡，非为取悦于人，处穷独而不闷者，其惟琴矣。凡妙于琴之士，其必和平诚朴，淳厚端方”。 在以琴修身养性这一点上，儒、道两家有异更有同。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强调教化作用，后者强调养生作用；相同之处则在于两者都以“平和”、“淡和”为准则，都抑制感情，又都重道而轻艺。从两者的不同之处而言，儒家重德，是以古琴束缚人之自由，有消极意义；而道家重养生，有对自然的追求，则有一定积极意义。传统古琴美学思想中儒家修身之论居主流地位，所以礼的重要性得到高度重视；道家之养生观对传统思想也有较大影响，所以古琴的希声、自娱性得到众人的推崇。从两者的相同之处而言，儒、道均将古琴的修身、养生之用置于其艺术之用之上，所以古琴演奏技巧之好坏、艺术水平之高低并不被重视，这是儒、道两者的共同消极意义所在。 古琴自成为文人的乐器以来，其修身养性之用就成了它的存在之本。几千年来，古琴只是文人修身的工具和达“道”的途径，而忽视了它作为一件纯艺术乐器的作用，李贽等人的呼吁也孤掌难鸣，乏人呼应。古琴的这种角色定位一直到清末都未能得到改变，甚至它的曲名的诠释，都是以此为根据，“其道行和乐而作者，命其曲曰‘畅’，畅者，言其道之美畅，犹不敢自安，不骄不溢，好礼不以（已？），畅其意也；其遇闭塞忧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灾遭害，困厄穷迫，虽怨恨失意，犹守礼义，不惧不慑，乐道而不失其操者也”（《风俗通义》），可见这种观念的根深蒂固和对传统古琴美学思想影响之深。既然古琴主要是用于修身，那么琴论中出现关于弹琴的诸多禁忌就毫不奇怪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