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尚小云《昭君出塞》剧照 据说，王瑶卿先生有一次跟人谈起“四大名旦”，说道：“梅兰芳就是一个‘样’，程砚秋就是一个‘唱’，荀慧生就是一个‘浪’，尚小云倒是能文能武，就瞧他的了。”王瑶卿先生在梨园界有“通天教主”之誉，“四大名旦”都曾受其教益，他的这段话虽系玩笑，却也道出了“四大名旦”各自艺术风格的差别。梅派艺术雍容华贵，京昆小生大师俞振飞说梅兰芳先生是用人物高度的外在美表现其高度的心灵美，说得最为确切。程砚秋的唱腔委婉动人，风靡大江南北，而荀慧生所塑造的娇憨柔媚的女性形象也是深入人心。尚小云先生幼年入三乐班科班，最初习武生，后来学花脸，最后才定为旦角，他的武功底子最好，在行腔吐字方面也不同于当时已经成为主流的阴柔和婉的旦角唱法，而是以刚劲见长，有飞流直下的气势。他的唱腔在愈是过不了的地方愈要强过，有一个形象的称呼叫做“疙瘩腔”。身段也较一般旦角夸张刚健，其名剧《昭君出塞》今有舞台艺术片传世，从中可以感受到他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具有的独特的英武之气。 出手阔绰“本戏”最多 清代严禁官员狎妓，也禁绝女伶，因此所有旦角均由男性扮演。然而，这样一个误打误撞，反而使得京剧旦角艺术发展远远超出其他兄弟剧种，并在“四大名旦”时期艺术成就臻于极致，旦行也取代生行成为京剧第一大行当。这是因为中国一切古典的文学艺术其审美目标都是阳刚为体，阴柔为象，京剧也不例外。女性演员无法做到内在的阳刚，因此，女老生与坤旦绝无真正成功者。京剧旦角改以坤旦为主，是中国京剧史上最大的一个错误。尚小云的天赋极佳。不但坤旦达不到他的嗓音条件，即使是求诸男旦，也无有其匹，是以几十年来，尚派艺术最乏薪传。近年孙明珠声名鹊起，一时人皆以尚派正宗目之，实则孙明珠之于尚小云，仅得二三成而已。梅派、程派以坤旦贴演，还可以说是刻鹄类鹜，而尚小云的清刚、荀慧生的娇憨，都是坤旦所永远无法梦见的境界。所以荀、尚两派声势远比梅、程为逊。荀慧生还有宋长荣这样的佳弟子，而尚派传人中的男旦都长期息影，在今天尚小云的知名度就远远不如梅兰芳、程砚秋了。 最高妙的艺术永远都是与艺术家的心灵息息相通的。“四大名旦”的艺术风格其实都是他们心灵症候的体现。尚小云幼年丧父，依靠母亲捡肥籽卖勉强过活。肥籽是皂荚树的果子，可以当肥皂，和刨花一起泡了，也可以当梳头油用，尚母就靠捡肥籽拉扯尚小云兄弟几人。尚小云成名后，遇有贫穷丐帮，一出手就是五十大洋，人送绰号“尚五十”。他的戏曲风格和内容也相当市民化，具有世俗文化的勃勃生机。在“四大名旦”当中，他的“本戏”（即新编戏）最多，像《摩登伽女》穿高跟鞋、烫发、跳英格兰舞，还有钢琴、小提琴伴奏，每场演出必定爆满。其他如《青城十九侠》请的是《卧虎藏龙》的作者还珠楼主（按：智深兄指出：《臥虎藏龙》作者是王度庐，不是还珠楼主。非常抱歉！）写的剧本，是对于传统京剧不重情节只重唱、做的超越，都很符合当时上升的工商业者的审美趣味。 尚小云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大多具有强烈的反抗性格，有很多便是古代的巾帼英雄。如《梁红玉》、《金瓶女》、《双阳公主》，剧中人物都有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气。 “四大名旦”为互相竞争，当时各自排演一部“红”剧，梅兰芳是《红线盗盒》，程砚秋是《红拂传》，荀慧生是《红娘》，尚小云的是《红绡》。《红绡》改编自唐传奇，主人公却由原来的昆仑奴变成了红绡，尚小云用刚健而妩媚的唱腔身段塑造了一位大胆追求爱情的女性形象。这种处理同他在台下的为人风范是密不可分的。 一生要强 尚小云一生特别要强。他刚出道的时候，要和当时大红大紫的老旦演员龚云甫唱《母女会》，说的是王宝钏居在寒窑，其母带银米去探望的故事。龚的管事（经纪人）听说是尚小云，就说：“你想和龚云甫唱《母女会》，好好山后练鞭去吧，练好了再唱。”从此，尚小云一早打起灯笼从地安门走到龙潭湖喊嗓子，苦练不已。不到一年，尚小云就崭露头角，于是就找龚云甫唱《母女会》。这天，龚云甫正在后台扮戏，管事过来说：“告诉你可留点儿神，尚小云可要找你。”他又说：“今儿个我得让尚小云拿出一天的包银来请客。”说完了，管事又去找尚小云，尚小云一见他就要起身抽他嘴巴。管事说：“你先扮戏，等完了戏咱们再说，你好好唱。 ”就这样，尚小云气憋得更盛，当天要下了无数的好。卸妆后，管事过来说：“你得请客。当初要是没有我那几句话激你，你想和龚云甫唱《母女会》，那得什么时候？”后来尚小云果然高高兴兴请管事吃了一顿饭。 有一次，唱片公司请“四大名旦”灌《四五花洞》，西皮慢板一人一句，第一句由梅先生唱大家自无异议，在后面的排序问题上就起了争执。尚小云坚持要唱第二句，荀慧生说自己不会唱第三句，后来程砚秋说我给你说第三句的腔，我来托底，唱第四句吧，才顺利灌制了唱片。尚小云的争强好胜从来都是在明面上，他是拒绝一切的矫饰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四大名旦”中的三位都留在了北京，惟独尚小云被分配去了陕西京剧团。他在“文革”中被扫地出门，一个人要清除八栋楼的垃圾。只要是批斗省委领导，必然要让尚小云陪斗。他在抗战以前被同行公推为北平梨园公会会长，而“文革”时偏说他是日伪新民会会长。他的《双阳公主》改编自清末老戏《反延安》，也成了他反党的罪状……他和荀慧生早年同在三乐班学戏，三乐班改名正乐社以后，他和荀慧生、赵桐珊（芙蓉草）有“正乐三杰”之誉，而他和荀慧生都在屈辱和迫害当中离开尘世，惟一可以告慰于他们的是，人民不会忘记他们的艺术，他们一代人的艺术成就作为京剧历史上最后的辉煌永远铭刻在人们的记忆当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