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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为政治国方面，子产奉行宽猛相济的治国方略。所谓宽即德政、仁政，所谓猛即刑政、法治，二者具有功能上的互补性。子产作为杰出的政治家，清醒地认识到在礼坏乐崩的社会现实中，单纯靠德政、仁政已经难以维护等级社会秩序和贵族统治。子产希望通过宽猛相济、德刑兼施的统治手段，来维持国内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和势力均衡，以此来达到其“救世”的政治理想。 在治国方略上，孔子也是主张德与刑、礼与法的结合。 他曾盛赞子产为“古之遗爱”，尤其认同和高度评价子产的宽猛相济治国理念，颂扬道：“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孔子的语境中，德与刑并非并驾齐驱，而是有所侧重。具体说，孔子更重德，刑政只是作为德政的补充。“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孔子的德刑兼治、以德为主的思想体现在道德教化方面，则为“先教后刑”，所谓“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论语·尧曰》）。在刑罚施用方面，孔子主张“先礼后刑”，“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在处理纠纷方面，孔子主张息讼、无讼。“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尽量消弭争讼。这些都体现了孔子在德刑兼施的同时，更多地强调德主刑辅，为政以德，胜残去杀。但不可否认，在对待危及宗法社会统治基础的恶性案件，孔子不仅不反对刑杀，而且还大加赞赏。如郑国在子产死后，其继任者子大叔执政失之于宽，致使郑国“盗贼”蜂起，子大叔加之以猛，派兵加以镇压。对此，孔子是极为认可的。 此外，据《荀子·宥坐》《尹文子·大道下》等记载，孔子本人在刚当上鲁国摄相就杀了持不同政见者少正卯。足见其对刑政是明抑暗用的，这与其高扬德政礼教在本质上是别无二致的。 三 春秋末期处于宗法社会走向崩解的时期。为了维系血缘宗法社会的稳定，孔子和子产都强调以礼来规制宗法社会。通过礼，在全社会重构“尊尊”而“亲亲”的大厦。子产与孔子所处的春秋末世礼坏乐崩，礼的真谛逐渐被人们所淡忘和抛弃，剩下的只是繁文缛礼的形式。子产重视礼主要关注于礼的内在价值追求和对人们行为的约束规制。因此，对于那种在形式上守礼而内心不真正重视礼的行为坚决反对。如对于郑国贵族伯石三辞而后受任为卿的虚伪政治作秀，子产毫不含糊地表示了自己的厌恶。 孔子对背离礼的本质而单纯奉行礼乐仪式的行为也持否定态度。 其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对于连礼乐仪式都要僭越的行为，更是表达了自己的厌恶和愤懑。如对于季氏舞八佾于庭的行为，孔子就喊出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对于鲁国权臣三桓的私邑均超过规制的问题，孔子主张“堕三都”。孔子还将名分看作是维护礼制的重要内容。他特别强调“正名”。将“必也正名”作为为政的先决要务。在孔子看来，“正名”是维护周礼的前提和基础，是维系宗法制度的根本和关键。唯有如此，才能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 为了维护礼的本质，孔子要求从内容到形式都符合周礼。对于片面追求外在形式而失去内在精神的所谓“礼”，孔子是坚决反对的。他主张行礼时要体现内心的诚敬而不是外在的奢华。“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对于已经失去实质内容徒具形式的禘礼，孔子表示：“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原因就在于行礼的统治者“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论语·八佾》）。但为了更好地体现礼的内在精神，其必要的形式还是要保留的。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仪式是礼的内容的重要依凭，故当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时，孔子极力反对。“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佾》） 在对礼的认识上，子产与孔子出奇地一致，都坚持礼的实质重于外在形式，都把礼作为维护社会等级尊卑制度的重要规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