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 子产与孔子思想的分歧和冲突主要表现在政法观上。由于两人的年龄差距和国别不同，史料中未见他们二人发生直接思想交流和碰撞的记载，但这种冲突仍可从子产力推“铸刑书”和孔子反对晋国“铸刑鼎”而可见一斑。  公元前536年3月（阴历），郑国执政子产将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在象征诸侯权位的金属鼎上，向全社会公布，史称“铸刑书”。（资料图 图源网络） 子产铸刑书是针对郑国国内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而推行的“救世”措施。 随着春秋社会王政下移、礼坏乐崩，单靠礼这一单独的统治术已经无法维护社会稳定，社会对法和刑的呼唤越来越强烈。子产铸刑书就是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倒逼出来的司法改革措施。子产的铸刑书是对传统法的一次大的调整，即将法律规范刻铸成所谓的“刑书”，使国人周知。尽管这一改革有利于调整社会关系，保护日益壮大的新兴阶层权益，客观上有利于维护郑国的社会稳定，但同时这种法制改革等于废弃了“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左传·昭公六年》）的“先王”之制，对具有法律垄断权的贵族阶级来说是一次不小的冲击。晋国的叔向指责子产“铸刑书”必将导致“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左传·昭公六年》）的局面，而一旦国人有“刑书”可征，则必将冲击贵族阶级礼法秩序。“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左传·昭公六年》） 孔子虽然没有直接对郑国“铸刑书”进行表态，但从他批评晋国“铸刑鼎”可见其对子产法律改革也是持反对态度的。孔子的观点与叔向类似，也认为一旦铸了刑鼎，则“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将“铸刑鼎”与破坏贵贱等级秩序联系起来，认为将法律规范公开化破坏了“贵贱不愆”的社会秩序，影响到贵族统治基础。 在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中，法与礼、德与刑是密不可分的，主要表现为法以佐礼、刑以辅德的特点。而子产铸刑书、晋国铸刑鼎则使得刑和法从德和礼的附庸、辅佐地位走向前台。从学理上讲，子产铸刑书是在德刑兼施治国方略下的一次调整和修正，客观上促进了法与礼的分离，在以道德规制为主的礼乐制度基础进一步凸显了刑罚规制的作用。尽管孔子也不否认刑和法所具有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功能，但他更倾向于德礼之治，即“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总的说来，子产铸刑书对犯罪者按刑书征辟，而不是以执法者一时的政治需要来自由裁量和决定所适用的判例。这是子产与孔子法律思想最为明显不同的地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