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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真是万恶之渊吗

http://www.newdu.com 2017-12-05 《孔庙国子监丛刊:2010年 董乃强 参加讨论

    
    古代科举考试(资料图)
    原标题:董乃强:找回中华民族的教育记忆
    一、 教育不是科举
    时至今日,在相当一部分人的脑海里,还一直以为中华民族的教育就是科举、科举就是中华民族的教育;科举是腐朽不堪的封建糟粕,因而中华民族的教育也绝不可取。我们认为这种认识完全错误!因为不但教育与科举这二者是性质迥然不同的两个概念,而且我们的教育和科举对世界文明的进程都产生过巨大的推动作用。
    我们之所以说教育与科举二者性质迥然不同,首先是起止时间不一:教育这种特定的社会活动是伴随着人类的出现、特别是原始人群的出现而出现的,距今已有一二百万年的历史。它经历了一个从自发的自然形态到自觉的制式形态,即从杂乱无章的随意口耳相传到有特定场所、特定教材、特定时间和特定人员教授的过程。它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也将随着人类历史的终结而终结。而科举的起始则一般认为在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文武有职事者,五品以上,宜依令十科举人”的诏令,止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的诏令,前后只持续了1298年。
    其次是手段与目的不同:教育是通过各种形式(戏曲、音乐、讲授、参观、座谈等等)面向所有人进行的道德规范、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的传授,其目的在于从根本上影响人们的身心发育,体现出的是人与人之间最深厚的人文关怀。而科举则是当权者创置的通过文化知识考试手段达到选拔管理人才目的的国家制度,它所面对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读书人并带有极其鲜明的特定性与功利性。这一点从其名称上就可看出:科举之“科”字指考试的多个科目,如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年)即有“清平、干济二科举人”之诏,而隋炀帝则在大业三年(607年)诏设了十个考试科目,即:孝悌有闻科、德行敦厚科、节仪可称科、操履清洁科、强毅正直科、执宪不挠科、学业优敏科、文才美秀科、才堪将略科、膂力骁壮科,后来这十个科目在唐宋元明清各朝虽然有所减少,甚至减少到只剩有“文才美秀”(即进士科)一科,但还是沿用了这个“科”字;科举之“举”字就是指依考试成绩的优劣荐举(录用)人才。因而“科举”一词的本意就是通过诸多科目的考试来选拔官员。
    明明是两件事的教育和科举怎么会让后人混淆不清呢?这还得从科举制的形成说起。
    人所共知,人类社会是依靠管理者来维持秩序、协调发展的。为从众生中找出最好的社会管理者,在原始社会阶段,人们采用的是“选贤举能”的公众推选办法,让公认品德高、有能力的人当首领管理社会;在国家出现后,先是掌控权力的贵族采用“子承父职”的世袭制度,以便让自己的子子孙孙永远保有社会管理层的地位;而当社会发展、富有的平民阶层要求打破血缘世袭制度也来管理社会时,统治者就实施了由地方官员或中央官员考察荐举人才的“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官人法”;在社会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庶民要求废止门阀大户把持察举各级社会管理者的情势下,全新的科举制度便应时而生了。科举选官面向全社会的每一个人,不分血缘门第的高下,只凭统一出题的试卷成绩优劣而确定录用与否,充分展现了竞争的广泛性与公开平等原则,它彻底变革了此前数千年的选官制度,是政治史上一件极具进步意义的大事。
    起初,无论是在各级官学学习的读书人还是社会闲散人士,都可以报名参加科举考试。但在天宝十二年(753年)唐玄宗“敕天下罢乡贡举人,不由国子及郡县学者,勿举送”。即规定没有在中央官学或地方官学就读过的人一律不得参加科举考试。这个敕令的本意是为提升并规范科举参与者的文化水平,使科举考试更富含金量,但在客观上却起到了两个意料之外的作用:一是促动了官学教育的发展,并将科举考试变成了左右官学教育的指挥棒,从而把科举和教育二者强行捆绑在一起;二是使人们就此形成了读书与做官二者有必然因果关系的思维定式,也正是这种思维定式造成了后人对教育和科举二者的混淆。
    如直到20世纪中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认定古代官吏统统是反动的,而“读书做官”思维定式则认定经科举选拔上来的官吏接受的都是反动教育,这就使“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说法成为当时輿论的主流,官方报刊上甚至把苏联领导层都拥有博士硕士学位归结为“苏修”之成为“苏修”的根本原因,并将孔子的“学而优则仕”斥为“读书做官论”之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荒谬我们无须在这里批驳,但却必须探究一下“学而优则仕”倒底有没有“读书做官”的意思。“学而优则仕”这几个字出现在《论语·子张》篇里,并非出自孔子之口。原句是“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句中的“仕”是做官,“学”是学习,人们对此解都无岐义;关键在于对“优”字有不同的解说。经查,“优”字的本义是富裕、丰饶,有余。在《论语》这部书中,“优”字则作“有余力”解。如《论语·宪问》篇中的“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可证。因此“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正确直译是:做官有了余力就去学习,学习有了余力就去做官。可见,那种将“学而优则仕”释为“学习成绩好了便去当官”不是曲解、就是影射,显然是不可取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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