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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元辉 一、不计个人恩怨的王旦 北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出身名门的王旦被任命为宰相。王旦行事谨慎，公私分明，顾全大局，在相位长达12年之久。  王旦（957年—1017年10月2日），字子明 寇准为朝官时，多次抨击王旦，王旦不仅不计较，反而常常在真宗面前夸赞寇准。史载，真宗对王旦说：“卿虽称其美，彼专谈卿恶。”王旦说：“理固当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阙失必多。准对陛下无所隐，益见其忠直。” 寇准被罢枢密使后，私下里托人去求王旦，希望能得到使相一职。王旦对来人道：“将相之任，岂可求耶？吾不受私请。”寇准听后，对王旦十分不满。后来，寇准被授予武胜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一职，寇准高兴异常，对真宗说：“多谢陛下了解臣，如果不是陛下，我怎能获此殊荣？”宋真宗道：“你不要谢我，这都是王旦推荐的功劳啊！你应该感谢王旦才是。”寇准听后，十分惭愧，连连自叹不如，从此愈加敬佩王旦。王旦知人善任，不计个人恩怨的宰相风范，确实令人敬仰。 二、不计进退的欧阳修 北宋仁宗年间，范仲淹因得罪宰相吕夷简被贬为睦州知州。时任馆阁校勘的欧阳修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替范仲淹仗义直言，不料不仅不被采纳，而且也被加上“显露朋党之迹”的罪名，贬为夷陵令。几年后，因宋夏交兵，仁宗又起用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副使。范仲淹没有忘记当年欧阳修替自己说话的好处，便奏请朝廷辟欧阳修掌书记之职。欧阳修听说后，连连摇头，坚辞不受，认为自己当初支持范仲淹，不是为私，而是为国，故与范仲淹“同其退而不同其进”。  欧阳修（1007年8月1日－1072年9月22日），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 “同其退而不同其进”，欧阳修的这句话道出了他不慕高官、公私分明的高尚节操。欧阳修一生入仕途四十年，政绩卓著，深得百姓敬爱，由于其忠直敢言，致三次遭贬。但无论何时何地，他都不计个人得失，在进退之间，唯有胸怀坦荡，光明磊落，这在争权夺势、追名逐利的封建社会，确实难能可贵，其高风亮节，令人叹服。 三、胸怀大度的韩琦 历任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的名臣韩琦，在任北都行政长官的时候，他的一个表兄弟献给他一只玉盏，说是一位耕地的人偶然进入一座破损的坟墓得到的。玉盏完好无瑕，世所罕见，韩琦十分高兴，特以百金酬谢。有一次，韩琦特意准备了一坛好酒，宴请手下的官吏，并在宴席上拿出那只玉盏来，一边欣赏一边饮酒，对玉盏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大家你敬我让，正喝得高兴，一个小吏不小心碰倒了桌子，那只玉盏掉在了地上，只听当啷一声脆响，玉盏摔了个粉碎。那个小吏见状，吓得脸都黄了，战战兢兢地趴在地上等待发落。韩琦却神色平静，笑着对在座的宾客说：“无妨无妨，再好的东西也有它破损的时候。”又对那个小吏说，“汝误也，非故也，何罪之有？”  韩琦（1008年—1075年），字稚圭，自号赣叟 那只玉盏是韩琦用百金换来的，韩琦对它是视为宝物，爱不释手，可是，在他心中，再贵重的东西毕竟只是一个物件。但玉盏被小吏不小心打碎之后，韩琦不仅没有发怒，反而一笑置之，轻松地几句话就原谅了那位小吏，其度量之恢弘可见一斑。 韩琦在担任定武统帅时，有一次夜间写信，让一个士兵拿着火把在身旁照明。那个士兵不小心，竟让火把烧着了韩琦的胡须，韩琦急忙用袖子打灭，照旧写信。过了一会儿，韩琦担心长官会鞭打那个士兵，急忙把长官叫来，说：“不要追究他啦，他已经知道怎么拿火把了。”军中上下听说此事后，都很佩服韩琦的宽厚大度。 四、宽恕政敌的王安石 宋神宗时，任用王安石开始变法，但是却遭到了司马光、苏轼等人的激烈反对。王安石于1069年二月全面推行新法，苏轼就于同年五月作《议学校贡举状》进行反对；后来，苏轼又连续写下《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神宗皇帝书》、《拟进士对御试策》等文章，反对新法，主张“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 1079年三月，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说：“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可救养小民。”由于言语之间讥讽新法，宋神宗派人将苏轼下狱，史称“乌台诗案”。苏轼自知难免一死，便在狱中写下了两首绝命诗。退居金陵的王安石听说后，立即写了一封信，命人火速送给宋神宗。信中说：“岂有盛世而杀才士者乎”，劝说宋神宗放过苏轼。王安石进谏的一句话，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宋神宗阅后，遂将苏轼从轻发落，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王安石以国家为重，对往日的政敌表示了最大的宽恕，可见其人品与胸怀，正因如此，也换来了日后苏轼对他的敬重。 王旦、欧阳修、韩琦、王安石，这些北宋名臣，离开我们近一千年了，尽管在他们身上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但他们以国家为重，不计个人恩怨，胸怀宽广的高尚品格，却永远为人们所称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