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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相风度:北宋四大名臣的风范

http://www.newdu.com 2017-12-05 历史大学堂 李元辉 参加讨论

    文/李元辉
    一、不计个人恩怨的王旦
    北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出身名门的王旦被任命为宰相。王旦行事谨慎,公私分明,顾全大局,在相位长达12年之久。
    
    王旦(957年—1017年10月2日),字子明
    寇准为朝官时,多次抨击王旦,王旦不仅不计较,反而常常在真宗面前夸赞寇准。史载,真宗对王旦说:“卿虽称其美,彼专谈卿恶。”王旦说:“理固当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阙失必多。准对陛下无所隐,益见其忠直。”
    寇准被罢枢密使后,私下里托人去求王旦,希望能得到使相一职。王旦对来人道:“将相之任,岂可求耶?吾不受私请。”寇准听后,对王旦十分不满。后来,寇准被授予武胜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一职,寇准高兴异常,对真宗说:“多谢陛下了解臣,如果不是陛下,我怎能获此殊荣?”宋真宗道:“你不要谢我,这都是王旦推荐的功劳啊!你应该感谢王旦才是。”寇准听后,十分惭愧,连连自叹不如,从此愈加敬佩王旦。王旦知人善任,不计个人恩怨的宰相风范,确实令人敬仰。
    二、不计进退的欧阳修
    北宋仁宗年间,范仲淹因得罪宰相吕夷简被贬为睦州知州。时任馆阁校勘的欧阳修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替范仲淹仗义直言,不料不仅不被采纳,而且也被加上“显露朋党之迹”的罪名,贬为夷陵令。几年后,因宋夏交兵,仁宗又起用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副使。范仲淹没有忘记当年欧阳修替自己说话的好处,便奏请朝廷辟欧阳修掌书记之职。欧阳修听说后,连连摇头,坚辞不受,认为自己当初支持范仲淹,不是为私,而是为国,故与范仲淹“同其退而不同其进”。
    
    欧阳修(1007年8月1日-1072年9月22日),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
    “同其退而不同其进”,欧阳修的这句话道出了他不慕高官、公私分明的高尚节操。欧阳修一生入仕途四十年,政绩卓著,深得百姓敬爱,由于其忠直敢言,致三次遭贬。但无论何时何地,他都不计个人得失,在进退之间,唯有胸怀坦荡,光明磊落,这在争权夺势、追名逐利的封建社会,确实难能可贵,其高风亮节,令人叹服。
    三、胸怀大度的韩琦
    历任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的名臣韩琦,在任北都行政长官的时候,他的一个表兄弟献给他一只玉盏,说是一位耕地的人偶然进入一座破损的坟墓得到的。玉盏完好无瑕,世所罕见,韩琦十分高兴,特以百金酬谢。有一次,韩琦特意准备了一坛好酒,宴请手下的官吏,并在宴席上拿出那只玉盏来,一边欣赏一边饮酒,对玉盏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大家你敬我让,正喝得高兴,一个小吏不小心碰倒了桌子,那只玉盏掉在了地上,只听当啷一声脆响,玉盏摔了个粉碎。那个小吏见状,吓得脸都黄了,战战兢兢地趴在地上等待发落。韩琦却神色平静,笑着对在座的宾客说:“无妨无妨,再好的东西也有它破损的时候。”又对那个小吏说,“汝误也,非故也,何罪之有?”
    
    韩琦(1008年—1075年),字稚圭,自号赣叟
    那只玉盏是韩琦用百金换来的,韩琦对它是视为宝物,爱不释手,可是,在他心中,再贵重的东西毕竟只是一个物件。但玉盏被小吏不小心打碎之后,韩琦不仅没有发怒,反而一笑置之,轻松地几句话就原谅了那位小吏,其度量之恢弘可见一斑。
    韩琦在担任定武统帅时,有一次夜间写信,让一个士兵拿着火把在身旁照明。那个士兵不小心,竟让火把烧着了韩琦的胡须,韩琦急忙用袖子打灭,照旧写信。过了一会儿,韩琦担心长官会鞭打那个士兵,急忙把长官叫来,说:“不要追究他啦,他已经知道怎么拿火把了。”军中上下听说此事后,都很佩服韩琦的宽厚大度。
    四、宽恕政敌的王安石
    宋神宗时,任用王安石开始变法,但是却遭到了司马光、苏轼等人的激烈反对。王安石于1069年二月全面推行新法,苏轼就于同年五月作《议学校贡举状》进行反对;后来,苏轼又连续写下《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神宗皇帝书》、《拟进士对御试策》等文章,反对新法,主张“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
    1079年三月,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说:“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可救养小民。”由于言语之间讥讽新法,宋神宗派人将苏轼下狱,史称“乌台诗案”。苏轼自知难免一死,便在狱中写下了两首绝命诗。退居金陵的王安石听说后,立即写了一封信,命人火速送给宋神宗。信中说:“岂有盛世而杀才士者乎”,劝说宋神宗放过苏轼。王安石进谏的一句话,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宋神宗阅后,遂将苏轼从轻发落,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王安石以国家为重,对往日的政敌表示了最大的宽恕,可见其人品与胸怀,正因如此,也换来了日后苏轼对他的敬重。
    王旦、欧阳修、韩琦、王安石,这些北宋名臣,离开我们近一千年了,尽管在他们身上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但他们以国家为重,不计个人恩怨,胸怀宽广的高尚品格,却永远为人们所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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