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宵夜语 茱 萸，1987年生，诗人、随笔与专栏作家，法学学士。现于同济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其专栏“深宵人语”将以谈论明清诗文及文人间交往为主，鉴帝国晚期文人诸端心态于青萍之末。 风露湿人衣 被誉为有明一代“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曾受业于元末理学家黄潽，还有一位杂剧作家亦曾拜于这位浙东大儒的门墙，他便是《琵琶记》的作者高明。在《琵琶记》第四出《蔡公逼试》中，蔡伯喈的邻居张大公劝主人公去考取功名时曾有这么一段说辞：“秀才，这个正是学成文武艺，合当货与帝王家。”正是这两句话，道出了多少中国士人内心的隐秘。它仿佛烙在他们脊梁上的咒语，一旦被启动，便在平静无波的心潭上投了一枚石子，使这些读书人再也难以抱持那一份安于无闻、老于林泉的心境了。 这种“货与”的心态，说白了更像是某种知识的“寻租”。读书人寒窗苦读十数载，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将自己卖（“货”）出去，而他们的潜在客户也相当明确：帝王家。也只有帝国权柄的执掌者，才有如此“财力”来网罗天下士子。五代时王定保《唐摭言》在开头第一卷便记载了这样一段关于人才买卖的评论：“（太宗）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这段来自野史的超级“八卦”的意思是说，这是场稳赚不赔的买卖。“天下英雄入吾彀”，是李二郎猎得上好猎物时的自我夸耀，而这些“入彀”的读书人，此时想必也是欣喜若狂吧？ 当书生们身上的学识屯满了，他们首先得找到雇主，依托高速运转的“权力”机器本身来实现那些年轻时候的抱负，也许是致君尧舜，也许是海宇澄清，或者干脆就形而下到为了紫袍玉带、高官显爵、锦衣佳人，去奋力促成这样一场学识和权力的媾和。关于这场志向的分歧，明景泰、成化年间的双槐老人黄瑜在他的笔记《双槐岁钞》中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段往事：江西泰和人刘伯川善于识人，他的故人子弟杨士奇和陈孟洁有次前往拜访，恰遇雪霁，便令二子赋诗言志，陈孟洁有句道“会待春风杨柳陌，红楼争看绿衣郎”，而时年十四五岁的杨士奇则即景赋诗云“不嫌寒气侵人骨，贪看梅花过野桥”。刘伯川对陈的评价是“风流进士”、“十年寒窗，只博红楼一看邪”，而对杨士奇却赞不绝口，称之为“虽寒，士当耐”、“子当大用，尚勉之”。 这多么像一则俗套的励志故事。陈孟洁就是那个不失为可爱的衬托型配角，而杨士奇则毫无疑问地当上了男主角，只不过面孔板得严肃了些，缺乏那么点亲和力。一个想的是冬雪初霁，来年春风杨柳，红楼争看；另外一个却通过枯冷瘦硬的意象来宣布他耐得苦寒的士子品性和人格。这么看来，杨士奇是否特像那种要求严格的家长教育出来的好孩子？当然，根据故事的设定，尔后杨和陈两人的一生际遇，亦和刘伯川当时的预言得到了相互的印证，至少黄瑜在结尾处不无得意地告诉了我们这些。 杨士奇是江西泰和人，是活跃于明代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的政坛常青树，且是后三朝的内阁阁臣团体成员之一，和杨荣、杨溥并称“三杨”。按照通常的说法，他们是明代“台阁体”诗文的代表人物，但在当时，他们的文人身份更多地被政治身份的标签所遮蔽。关于这点，可算事出有因：一则，因为国人历来虽既重事功也重辞章，但“三不朽”中“立功”还是排在了“立言”的前面；二则，“台阁体”诗文被普遍认为政治教化色彩浓重而文学价值寥寥。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评论杨士奇便是如此立场，他认为杨士奇的诗“大都词气安闲，首尾停稳”、“太平宰相之风度，可以想见”，但“以词章取之则末矣”。后来者对“台阁体”的评价普遍偏低，大抵是因为其丧失了生命力的“风度”罢。 值得注意的是，杨士奇和另外“二杨”不同，他并非进士出身。如果说普通士子通过考取进士走上仕途是店铺里头的买卖，那么他将自己“货与”出去的行为则更像是摆地摊。根据《明史》的记载，建文帝甫登基，召集诸儒修《太祖实录》，杨士奇被召入史馆，遂由此晋身。他得到重用则主要始于朱高炽在位的洪熙年间，那段时间内，他相继获得了少保和少傅的官衔，并和其他几位官员一样，得到了帝国皇帝的信任，得赐一枚刻有“绳愆纠缪”字样的银章，被授予了密封言事的特权。士人们此时的荣誉感肯定是到了极点的，他们往往用“知遇之恩”这样的词汇来形容这份信任。历经了洪武、永乐两朝的文化高压之后，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文官集团在洪熙和宣德年间终于步入了与皇权的蜜月期。它们之间的相处，看起来是那么融洽。在这个时候，对皇权的歌颂便似乎成了习惯性的屈膝动作，其间更不无谄媚和所谓的端正持平。典型如杨士奇，伴驾游万岁山之时，写出的应制之作用的词牌还是“清平乐”，词间则充斥着“圣主乐同贤辅”、“皇图帝寿齐天”之类的廉价马屁，兼还做出一副诚惶诚恐的纸面表情。 但这份感情似乎还不全是装出来的，士人对皇帝的真心拥戴一如男女之间的思慕和追怀。这也解释了为何在我们国家的文学传统里，香草美人之思会成为忠君恋阙之旨最美妙的喻辞。在谒拜朱高炽的献陵时，杨士奇的咏叹至少有真挚的感情流露：“君恩追忆不胜哀，老泪干枯病骨摧。陵下一来肠一断，余生知复几回来”（《宣德丙午谒二陵两首》），虽然这种感情依然不对等，依然是主——臣模式下的知遇和感念，但起码不再是战战兢兢地高呼“吾皇万岁”式的拙劣表演；更有《发淮安》诗，状写采菱女情状“双鬟短袖惭人见，背立船头自采菱”，也不失为体察入微、婉转有情。杨士奇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其《东里诗集》中除应制之作外，也有不少这样带着感情的词句。这则应该是卸下面具的另一个杨士奇了。 中国古代的文人们似乎都徘徊在仕隐之间，范仲淹所谓“进亦忧，退亦忧”，当是此类心情之绝佳写照。杨士奇起于召辟，其出仕本似一场半推半就的演习。及至后来进入内阁，卷入倾轧之潮，身不由己却也乐逢其会，可曾再想那这乡间野蔬、陇上炊烟？他在给苏州人尤安的诗中充满了对清廉归隐之士的赞美：“厨却胡奴米，门深仲蔚蒿。平生冰雪意，犹足重吾曹。”是他否也想对自己下一剂清凉之药？可惜权位和所谓责任让年逾古稀的他依旧恋栈，要不是老来家门不幸，儿子杨稷因傲横暴虐及杀人被弹劾，他似乎永远想不到要退步抽身、告老回乡。可田园之乐是无法再得享了，他终在忧虑和对皇帝盛情挽留的感激中死去。 澹园先生焦竑在其笔记《玉堂丛语》中记载了一个郑姓人的传闻，他说，方孝孺受建文恩宠时举荐了杨士奇，但杨士奇后来却在修实录时诽谤方在靖难之役中叩头求生，及至杨士奇举荐陈循后，他的儿子杨稷被攻击弹劾至死，却是源于陈循的策动。澹园似乎试图通过这样的例子来宣扬冥冥中的因果相报，但这幕荒诞其实早于杨登台开唱之时便已提前上演。并且，这位“词气安闲”的“太平宰相”似乎深谙人生的悲剧性，他有《江上早行》一诗：“汉阳矶上鼓初稀，烟柳昽昽一鹊飞。乘月不知行处远，满江风露湿人衣。”悠远清冷，颇有渺渺余怀之慨，只是这露湿人衣，满江风急，又何尝认你这一身蟒袍玉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