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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梦溪 在清华国学院的导师当中，最了解王国维的是陈寅恪，所以在王去世后，他有一首挽诗：“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而他的《王观堂先生挽词》，这是陈寅恪的诗当中最长的一首诗，把王国维一生的经历、他的学术成就、各种荣光，他的精神的回顾，以及他跟王的关系都在这首100多句的长诗中作了概括。陈学问的深度应该是比王要强，所以诗里面有一句“北海今知有刘备”，这是用的《三国志》的典故，北海不知道有刘备这个人，但是后来知道了，“许我忘年为气类”，王认为陈寅恪和他气味相投。  陈寅恪先生（资料图 图源网络） 在懂得外国文字方面，陈超过王，他懂得外国文字大约有17种左右；在学问的建树方面，王是开辟者，而陈也是现代史诗规范的建设者。而在精神世界，王用他的最后的解读表现出他的精神独立共鸣，他不屈服于外界的精神压力，用自我精神完成自己的工作。 而陈寅恪先生一生最重要的精神标识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这样一个概念是在陈寅恪给王国维写纪念碑文时候表达出来。王国维死后，陈寅恪有挽诗之作又有挽词之作也有挽联，而在1929年，清华大学师生给王国维建立纪念碑，碑铭也是陈寅恪先生写的。陈先生在碑铭当中最经典的话，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他说：“士之读书治学，必脱俗谛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你要真正成为学者要摆脱俗谛，把这枷锁去掉，你才能够看清真理。他说先生的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他说王国维表现出的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是永恒的。 而我们在陈寅恪先生部分著作当中，如他晚年所写的《柳如是别传》，陈先生最长的一篇著作，八十万字，写一个妓女的列传。柳如是，她的一生就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她后来嫁的夫君钱牧斋，钱投降清人。按照柳如是的想法，她要跟钱牧斋一起以死相许，但是最后钱牧斋动摇了，柳如是也后悔了，所以当钱牧斋上北京，投降者要按照规矩到北京来受训练，钱牧斋也来了。同时投降的还有另外一个大书法家王铎王觉斯，他的书法很好，王觉斯带着他的太太家人到北京来，而钱牧斋到北京来，柳如是一人返乡，留在南方，后来又回到了常州老家。当然钱牧斋在北京也不愿意待，半年之后告病还乡，而在回到常州之后直到他们的死，钱牧斋跟柳如是一起都在从事反清复明之路，他想对他投降的行为能有少许的补偿。 钱牧斋先生，是晚明的高才，有当代李杜之称，他的诗文皆佳。但是他降清是一生的污点，陈寅恪先生对钱不是关爱，对一生污点和可贵之处也都代代明了，但是他说他的投降也有一些难言之隐，后来能够反清复明这也表现很深，其情可悯。而对柳如是的不相信，这种始终保持一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高度礼赞，在一生当中当如此。 而在50年代之后，1953－1954年，北京方面想聘请陈寅恪先生做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本来一开始陈先生想去，但是过程当中发生周折。他的往昔的学生汪篯，也是高才，学问非常高，去看望陈先生，他的表现是年轻人在新政权下非常快乐乐观的前进，陈先生认为知识分子对于政治的变迁，不必急于表现乐观不乐观，要冷静先看，他可能对他过分的乐观情绪有那么一点不以为然，重申了自己“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这就是我们后来在陆键东先生写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当中披露，陈对科学院的答复，他说学术的问题主要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他可以不考虑。当时他提出了一个诉求：他说我去可以，希望毛公或者刘公给我写一封信，免于我组织研究所学习什么什么。当然刘、毛二公也没写信，他也没去。 陈寅恪先生他所坚持遵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们在20世纪现代学人当中没有看到有第二个人能达到他这种高度和纯度。而这种精神是做学问的前提，一个人如果时刻记住有独立之精神，才能研究学问。当年我写的是“真如易也，无减无增”，“真如易也”是《易经》里的，“无减无增”是《心经》里的，如果你守住自己精神里面的慧眼，或者叫精神的信仰，或者叫思想的旨归，所有精神之外的各种东西对于你可有可无，无减无增。假如你出了几本书，也没有什么增，遇到了一些挫折，也没有什么减，所以精神的自守、安守，这样一种意志，对人生何等重要。我讲的中国现代学者的信仰，以王国维、陈寅恪为代表的这种信仰，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