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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02年（即宋真宗咸平五年），参知政事王旦家中一片哗然。因为最近的科举考试刚结束不久，王旦便突然宣布，他有意将长女许配给一位名叫韩亿的新科进士。 王氏族人都颇为震惊，固然此女婚事长期悬而未决，但正是王旦本人拒绝了众多名门盛族的求婚。如今他竟提议要把她嫁给一个家世不甚显大，而且还带着孩子的鳏夫。即便韩亿能在竞争激烈的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但王氏族人一向视此女为掌上明珠，他们还是希望看到她能嫁入“大家著姓”。然而，王旦主意已定，他坚决打断了族人们的吵嚷异议：“此非渠辈所晓知也。”这篇墓志撰写时，此事诚然已经时过境迁，无法判断墓志中所描述的有关王氏族人的场景是否确曾发生。但重要的一点——韩亿出身不及王家尊贵，其他史料显然可以加以佐证。于是，王小姐便成为韩亿的新娘。 大约一个半世纪后，中国南方义乌一位家业兴旺的田主遇到了自己的家庭烦恼。何恢为家庭福祉操劳一生，通过他的苦心经营，何家富甲一方。如其所愿，长女嫁给了一位进士，何恢想给次女也安排一桩同样的婚事。然而问题在于，他刚刚科举入仕的弟弟何恪，颇有些书生气，力主一位叫陈亮的本地寒士做何恢的女婿。 何家其他亲属均与何恢意见一致，认为陈亮前途渺茫：陈家家境贫寒，陈亮本人虽不乏学术声望，也仅通过漕试而已。何恢一度举棋不定，但在何恪一再坚持下，何恢最终无奈道：“宁使吾女不自振，无宁异日不可以见吾弟。”1165年初，何小姐嫁给了陈亮。 这两桩宋代婚姻间隔了一百五十余年，所涉及家庭的社会政治地位截然不同，但（至少记录者是如此描述的）二者之间在某些方面几乎毫无二致。在两个例子中，我们发现都有一位长辈被准女婿学问上的潜质所吸引，均有持不同价值标准的其他族人，感觉两人并不般配。  王旦（957—1017） 宰相与何人缔结婚姻？ 事实证明，迄今为止，宰相之间的主要亲戚关系包括他们后人特别是其子孙之间的婚姻。换言之，除少数显著例外，宰相之间的姻亲关系建立在两个家庭的政治地位都已经根深蒂固之后。 王素的姐妹（王旦的女儿）分别嫁给吕夷简之子（吕公弼）、范质之孙（范令孙）和参知政事苏易简之子（苏耆）。类似的，贾昌朝的女儿分别嫁给了庞籍之子（庞元英）和宋庠的侄子（宋惠国）；李迪的女儿分别嫁给王旦的侄子（王端）、陈尧佐之子（陈袭古）和向敏中的孙子（向绛）。王安石与曾布、蔡京和吴充是姻亲——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虽然关于北宋宰相的史料相对详赡，表明这一时期这种类型的关系显而易见，但在南宋也可以找到类似现象。 通过这种方式，相门与其他几个政治地位相侔的家庭建立亲戚关系属于司空见惯；此外，两位宰相经常由于他们同代后人之间多重姻亲纽带从而水乳交融。 有时，两个家庭只是简单的互换新娘。恰如前文所示，王旦的女儿嫁给吕夷简之子：王旦的儿子（长子王雍）则娶吕夷简之女。 在其他情况下，相门的几位女性（姐妹或堂姊妹）嫁给另一个相门的男性后人。如苏颂的两个孙子分别娶毕士安的后人。当两个相门之间的姻亲纽带因为儿媳的早逝（经常是在生育时）受到威胁时，逝者家庭的其他女性（通常是妹妹或堂妹）嫁给鳏夫是恢复平衡的常见做法。这一不幸见于庞籍的两个女儿先后嫁给宋庠的同一个儿子，也见于韩琦的两个4代后人与南宋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刘珙的婚姻中。  吕夷简（978—1044），宋代著名政治家，真宗朝名臣吕蒙正之侄。 相门也通过世世代代不断更新关系来延续姻亲关系。这种亲上加亲可见于韩琦侄子娶韩琦岳父的孙女，以及王淮的儿子和孙女分别与史浩的女儿和孙子的婚姻中。 除了彼此之间互相通婚，宰相后人也与皇室联姻。宋代最早的宰相几乎清一色都成为皇室姻亲：范质来孙（范世德）娶宗室女；魏仁浦之子（魏咸信）尚公主，曾孙女嫁与宗室；王溥之孙（王贻永）尚公主；赵普之子（赵承宗）娶公主之女；沈伦之孙（沈惟清）娶宗室女。 这些婚姻无疑体现了宋初帝王强化与效忠新王朝的权贵们之间同舟共济的努力。即便在宋朝统治完全巩固之后，皇室成员与朝廷位极人臣的官员后人之间的通婚仍在继续。如向敏中的儿子（向传范）娶了宋朝开国皇帝宋太祖的曾孙女，他的曾孙女则成为宋神宗皇后。韩琦之子（韩嘉彦）尚宋神宗之女，蔡京之子（蔡鞗）尚宋徽宗之女。这种做法也持续至南宋。 如同宰相后人彼此之间的联姻，相门与皇室的联姻通常持续数代。与大多数相门不同，皇室在等级上不会没落，这些反复的婚姻给当事人家族带来的好处绵延不绝。那些与皇族关系最紧密的相门，很可能并非偶然，同时也是存在时间最长、材料最丰富的宰相之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