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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贵的策略：以婚姻维系身份地位 宋代宰相们子女互相通婚，女儿嫁到皇室，诸子尚公主，接纳极具潜质的年轻人作为女婿，这些婚姻揭示了宋代政治与社会地位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首先，大多数这些行为反映了那些高踞权力金字塔顶端之人与其他地位相侔之人缔结婚姻的简单趋势。用中国人的说法，这些是“门当户对”的婚姻：换言之，它们符合中国人长期以来的观念，即最匹配的婚姻起码是那些地位基本持平家庭的结合。 对宰相而言，为子女安排一桩“门当户对”的婚姻，首先要自我定位——这一点有助于解释为何王旦族人们对王旦长女要嫁给一个在政治或社会上无足轻重之人的前景堪忧。在更实际层面，两个政治上举足轻重家庭之间的联姻，瞬间放大了提供给双方的有用关系网。在关于宣抚使（从一品）安丙的孀妇、签书枢密院事魏了翁女儿的一则轶事中，婚姻决定这个方面的重要性得到了生动体现。轶事言及乡人们争先恐后要娶这个孀妇为儿媳：因为他们认为她与两个重要家族有亲戚关系是一种资产，而并未将她曾经已婚视作缺陷。她最终嫁给北宋宰相刘挚的第6代孙、四品官刘震孙。  刘挚（1030—1098） 同时，宰相后人之间互相通婚很可能也是一种策略：这种婚姻不仅是为了标榜家族当前崇高的地位，同样也是增进家族历久弥新的机会。这一策略在相当程度上是保守的，因为与之联姻的家族均已功成名就；由于相同家族的重复联姻——通过娶姨制（先后娶姐妹）、姑表舅婚和世婚制，使保守方面最大化。宰相后人之间的婚姻并不局限于同辈男子之间，强化了这一策略的效用。有平辈后人间的婚姻：宰相子女之间互相通婚，孙辈之间互相通婚。但更常见的，则是新任宰相的子女（甚或兄弟姐妹）和那些父兄曾为宰相之人的孙辈或曾孙辈谈婚论嫁。 范质孙娶王旦之女，王钦若孙女嫁给陈执中之弟，张齐贤孙娶寇準之女，向敏中孙娶李迪之女……例子不胜枚举，此处仅略举一二，但总体趋势清晰可见。乐意接纳官场新贵进入他们的婚姻网，几乎可以肯定有助于早期的相门维持他们的地位。作为高级官员的旁系后人，个人所获得的特权是有限的，有权势的岳父、娘舅或外祖父对于填补空白则大有裨益。 社会流动：从婚姻通向达官显宦之门 我们从宰相一而再，再而三地互相通婚中看到，互相通婚说明宋代精英中向上的政治流动可以形成向上的社会流动，正如政治上的飞黄腾达为人们提供了进入宰相婚姻网的机会，否则这个网不太可能向人们敞开。 正如功成名就之家主要在其他旗鼓相当的家庭中选择姻亲，高级政治精英的婚姻网在社会上日益具有排他性的趋向。但如果仕途飞黄腾达足以提高某人的社会地位，并给他进入宰相婚姻网的契机，进士女婿的现象表明如此政治地位并不总是进入那些婚姻网的必需条件。 可以肯定，在高第进士与宰相女儿的婚姻中，政治考量仍是重中之重。高第进士因其政治上前途无限而被相中，这些婚事与宰相后人之间的彼此联姻不相上下，动机均是出于确保子孙后代在官场更高层级占有一席之地。然而，无论多么富有潜质，新科进士本人并不具有政治权力，并且对于经由这种权力关系定义的社会群体而言，他只是局外人。因此，当功成名就诸家之间的彼此婚姻推动了社会排他性，与政治上青涩的进士的婚姻便显得格格不入——正如王旦族人们反对所示。 简言之，宋代宰相的婚姻行为体现了社会动力的另一种形式。一方面，高级政治精英成员通过各种保守策略，诸如恩荫子弟为官、科举考试中参加别试和在荐举方面享有优势，并且使其子女与其他官宦子弟通婚，来维护他们的权力与特权。另一方面，他们通过其他方法对这些保守策略加以补充，包括利用他们本人的权力和影响力施恩于那些身份地位不高的人：诸如庇护崭露头角的士人，并将他们的女儿嫁给极具潜质的进士。 据我观察，荐举和婚姻策略不时重叠，正如长者选择他们的学生和被荐举者作为女婿。人们满怀希望，相信被庇护者或女婿终究会成功——既能提高个人的威望，也有利于保证自己后人的发迹。这种策略并非万无一失：含苞待放的士人可能会凋零，极具潜质的进士可能仕途蹇涩。但它毕竟为那些成功人士提供了一个网罗人才的机会，来吸纳他们自身群体以外的饱学之士。如此一来，便自然而然地为新人打开了一条通往达官显宦之门的羊肠小道。 （本文节选自[美]柏文莉著，刘云军译，《权力关系：宋代中国的家族、地位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