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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和武将叫板 文彦博虽是一介书生，但也不乏军事才能，可谓文武全才，元末明初的小说家罗贯中还将他写进了长篇小说《平妖传》中。 文彦博曾任河东路转运副使，他所管辖的鄜州（鄜音同夫，今陕西富县）与西夏相邻，屡受西夏骚扰。文彦博发现通往鄜州城内的运粮道路迂回绕远，不易行走，而距离最近的一条道路还是唐朝时所修，早已破败不堪，无法通行。于是，他亲自带人修复了这条故道，同时在城里储存了很多粮草。人们都很困惑，不知道他的用意。后来西夏李元昊进攻鄜州，围城10日，看到城内准备充分，只好撤兵而去，数年不敢来犯。此时，人们无不叹服文彦博的深谋远虑。 庆历七年（1047年），文彦博被召回朝廷，担任枢密副使（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这一年，农民出身的河北人王则发动起义，攻占了贝州（今河北清河），建国号安阳，称东平郡王。朝廷派大臣明镐领兵镇压，可是贝州城墙极为坚固，易守难攻，宋军打了很久，都未能攻破。仁宗很不满意，感叹说：“这么多执政大臣，竟然没有一人可以为国家分忧！”文彦博于是主动请缨，仁宗高兴地说：“贝字加文为败，卿必擒则矣。”文彦博抵达贝州后，一边指挥官兵猛攻北城，一边派人在南边往城内挖地道。仅仅十几天，地道就挖好了，一支神兵突然出现在贝州城内，王则束手就擒。 北宋一朝，国境安稳始终是大问题。北方的辽国屡来侵犯。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与辽国签署和平协议后，数十年未起战端，然而军队却年年有增无减，国家财力不堪重负。文彦博认为和平时期国家没有必要保持庞大的军队，提出要淘汰冗兵，节省经费。这个议题立刻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一位资深老臣说：“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往年朝廷担心灾荒年间会发生灾民暴动，这才在灾区大规模征兵，现在如果执意裁军，恐怕这些被裁减之人会聚为盗贼，危害社会安定，到时候这个罪责你担得起吗？”宋仁宗听了，一时迟疑难决。文彦博昂然地说：“现在国家公私困竭，冗兵是重要原因，如果因为裁撤冗兵而发生变故，甘愿朝廷治我的死罪。”最终仁宗采纳了他的意见，裁减军队达8万多人，减轻了财政压力，事后果然如他预言的那样，没有发生任何变故。 文武兼修的文彦博成了北宋名副其实的中流砥柱，难怪历任皇帝都极为信任和倚重他，80多岁还舍不得放他回家养老。 给“包青天”当靠山 在同僚中，文彦博与以刚正著称的包拯友谊最为深厚，这一方面因为他们是同榜故交，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两人都有正直无私的性格。 皇祐二年（1050年），文彦博、宋庠为相，包拯则在谏院任职，负责监督执政官员。宋仁宗因为宠幸张贵妃，一次就授予她伯父张尧佐宣徽使、淮康节度使、景灵宫使、同群牧制置使4项要职，朝野上下无不震惊。包拯当即弹劾张尧佐“无功食禄，窃居高位，不知羞耻”，同时批评宰相曲意阿循，使皇上做了“私昵后宫”的错事，这实际上把文彦博、宋庠都捎上了。这件事竟成了后来文彦博被免除宰相之职的导火索，不过文彦博知道包拯素来不肯以私情伤害公义，并未记在心上。 至和二年（1055年），包拯因保举不当，被降级罚俸，贬到池州（今安徽池州贵池区），心情十分郁闷。这时，文彦博再度为相，包拯便给他写了一首诗，引用西晋爱国将领刘琨“枕戈待旦”之语，表达了想热心报国的心志。文彦博也给包拯回复了一首诗，其中写道：“名高阙里二三子，学继台城百六公。别后愈知昆气大，可能持久在江东？”暗示他，像你这样胸怀大志的人，是不会长期滞留在江东的。果然，在他的举荐下，不久包拯就回到了开封府的大堂。在传统戏曲里，有的说包拯有个大靠山是皇太后，也有的虚构出一个宰相王延龄，其实现实中最真实的靠山正是文彦博。 包拯嫉恶如仇，文彦博也毫不逊色，只是他没有“包青天”的名头响罢了。康定元年（1040年），时任监察御史的文彦博曾审理了一件大案。那一年，西夏进攻延州（今陕西延安），北宋名将刘平率军与敌在三川口激战，监军黄德和临阵脱逃，致使宋军溃败，刘平身负重伤，力尽被擒。事后，黄德和为了逃脱罪责，以重金收买刘平的部属，诬陷刘平投降敌人，刘平一族200多口遭到逮捕。文彦博奉诏查勘此案，经过一番仔细调查，很快查清了事实真相，得出了“德和退怯当诛，刘平力战而没，宜加恤其子孙”的结论。黄德和在朝中党羽众多，眼见事情将要败露，他连忙四处活动，居然说动朝廷指派其他御史来代替文彦博。文彦博拒不交出案件的审理权，他对接任者说：“朝廷是担心我无法做成判决，才派你来代替。现在我已经做成判决，如果有任何差误，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同你没有任何关系。”最终，黄德和被腰斩，刘平则被平冤昭雪。 可以说，正是这种敢于担当的精神，使得文彦博与包拯惺惺相惜，互相引为知己。包拯病故后，文彦博承担起了照顾包拯家属的责任。元祐三年（1088年），年逾八旬、第四次为相的文彦博给当时的皇帝宋哲宗写了封推荐信，这就是后来收在《文潞公集》里的《举包绶》一文。包绶是包拯的次子，包拯死时，他才5岁。长大后，他一直没有得到重用。文彦博在文中说：包绶“能世其家，恬静自守，不苟求进”，希望朝廷予以考虑。哲宗收到上书，授与了包绶濠州（今安徽凤阳）团练判官的职位。 其实，文彦博对老朋友的缅怀与尽责还远不止于此，据后来出土的《文氏墓志》记载，文彦博还把小女儿嫁给了包绶。两人同朝时，文彦博与包拯曾有“尝愿相与姻缔”的约定，最终文彦博兑现了诺言，与包拯结为了儿女亲家。 在洛阳办起了“耆英会” 文彦博爱好十分广泛，善文工书，他和当时的文人多有交往。这种交往十分纯粹，全然脱离了宰相的权杖，著名学者邵雍、程颢兄弟等，与之都如布衣之交。 元丰五年（1082年），77岁的文彦博以太尉身份留守西都洛阳，那时不少卿大夫退休后都居住在这儿。文彦博很羡慕唐朝白居易的“九老会”，于是着手组建“耆英会”，条件有两个，一是身在洛阳，二是年龄70岁以上。“耆英会”极具号召力，司马光当时不足70岁，也积极要求入会，文彦博特事特办，批准了他的请求。宣徽使王拱宸虽然71岁了，可却留守北京（河北大名府），听说此事后也修书一封，递交了入会申请，文彦博也特批了。“耆英会”排名的原则是“序齿不序官”，就是不论职位高低，而是以年龄为标准。13名会员的“耆英会”就这样组成了，文彦博专门弄了一个耆英堂，命闽人郑奂把入会者的画像绘在其间。第一次聚会在最年长的富弼家的花园进行，此后轮流坐庄。从此在洛阳城经常会看到一群“须眉皓白，衣冠甚伟”的老头儿，出没于名园古刹、水竹林亭之中，赚足了人们的目光，“每宴集，都人随观之”，他们本身，就成为洛阳城中一道别致的风景线。 “耆英会”让文彦博乐在其中，78岁那年，他得知中散大夫程珦、朝议大夫司马旦、司封郎中席汝言都与自己同龄，还专门举办了同甲会，并赋诗说：“四人三百十二岁，况是同生丙午年……清谭亹亹（音同伟，形容缓慢流动，无止无休）风盈席，素发飘飘雪满肩。” 文彦博的著述十分丰富，曾写有《大飨明堂纪要》二卷、《药准》一卷，可惜都已失传，现在留有《文潞公集》40卷，收入《山右丛书》中。与诗文相比，他的书法更为有名，存世书迹有《祠部帖》《三帖卷》《得报帖》等，行书《三札卷》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书法大家黄庭坚认为“潞公书极似苏灵芝公”“笔执清劲，真不愧古人！”苏灵芝是唐朝与颜真卿齐名的大师，其书法以遒劲著称，足见文彦博书法的精妙。 绍圣四年（1097年），文彦博无疾而终，享年92岁。在充满着险恶与沉浮的官场，这是一个让人惊异的年龄，宋神宗也曾提出过这样的疑问，问文彦博说：“你有养生之道吗？”他的回答是：“无他。臣但能任意自适，不以外物伤和气，不敢做过当事，恰好即止。”“任意自适，恰好即止”，八个字道出了他长寿的秘诀。 《宋史》评价文彦博：“公忠直亮，临事果断，皆有大臣之风。”一个“大”字，既是对他一生成就的概括，更是对他胸襟与修为的最好褒奖。毕竟，衡量一个人伟大与否，并不在于他的职位有多高，而在于他为我们留下了多少精神财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