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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诵读与涵泳：国学研习之道 这些年来，社会一直在质疑当代教育体制为什么培养不出国学大师？北大、人大等名校也开办过所谓的“国学大师班”，试验历史超过十年，却也一样培养不出国学大师。窃以为问题出在传承与研习方式不对。现有教育模式，和中国传统大相径庭，不适合我国固有文化之传承。中小学语文教育不重视经典诵读，导致对传统文化亲近感的丧失；大学论文式研究模式，不重功底与涵养，轻体认，无法真正进入传统。 当代教育体制培养不出国学大师。我们且看看当代在国学方面造诣精深的几位学者的求学经历。我们不难发现当代不少学有所成的国学大专家，如张舜徽、刘世南等先生，居然都没有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饶宗颐先生则直接说“家学是做学问的方便法门”，“我有五个基础来自家学：一是家里训练我写诗、填词，还有写骈文、散文；二是写字画画；三是目录学；四是儒、释、道；五是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 ”饶宗颐先生回忆自己的求学经历，说：“从幼年起，我朝夕浸泡在天啸楼读书，家藏十万部书，我究竟读了多少，现在无法想起。这样一来，上正规学校反成为‘副业’，我总觉得学校里老师讲的，我早已知道。还有我喜欢无拘无束的学习环境，家学正适应我的学习特点，不上学也变成顺其自然之事，父亲也同意了。”饶宗颐先生的意见再明白不过，现代学校是不教或者教不了诗词创作、写字画画的。张舜徽先生著作等身，是文献学方面一流专家，但他也没上过大学，只是念过私塾而已。刘世南先生连初中都没毕业，也只是念过几年私塾而已。现代教育体制十数年的教学效果，在培养国学专门人才方面，显然不及传统私塾的数年之功。原因现有教育模式，和中国传统大相径庭，不适合我国固有文化之传承。现代教育模式强调理解，轻视诵读。很多教授和博士，写起论文头头是道，但连四书都念得不熟，很多在大学里教中国诗词的教授，连入声字都分不清。这样的状况，如何能培养出国学大师，就连培养对国学稍有体认的学生，都困难。 我们且看清季大师崔东壁是如何培养基本功的。《崔氏家塾读书记》里说：“先君课述兄弟读书，务令极熟，每举前人‘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之语以勖之。十余岁时，每夕侍寝，必令背诵旧所读书若文。旦醒后亦如是。从行道中亦然。非止欲玩其理，亦兼以闲其心。述兄弟举于乡，暇中犹时命之背诵；有不记忆，则呵叱之令补读语焉。”对于幼时读书，更有清晰之回忆：“述五岁始授《论语》，每一字旁，必朱书平上去入字，不使误于方音。每授若干，必限令读百遍，以百钱置书左而递传之右。无论若干遍能成诵，非足百遍不得止也。既足，则令少息，然后再授如前。《论语》既毕，继以《孟子》、《小学》。每日不过一生书，一温书，不令多读，恐心不专故也。，惟《大学》、《中庸》乃先孺人于黄昏时口授述而成诵者，大约亦在五六岁时也。” 读此文字，我们不难理解当代教育模式为什么培养不出国学大师。书都不曾读，最起码的基本功都没下过，还能指望什么？ 窃以为，文史基本功的培养，全靠诵读。不恢复涵泳与诵读的传承与研习方式，传统文化复兴无望，更不用奢谈培养什么国学大师。 以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为例，大学的教学模式便极不合理。中国古代文学，是传统中文系的主干课程，乍看所占学分很高。但《中国古代文学史》为概论性质，至多相当于目录学著作。即使是中文师范专业，四个学期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学下来，学生也只记住了几个人名而已。《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乍看选的作品很多，但明显系统性不够。课程设置里，偶或有专书选读，但总体来说太少。且专书选读多是选修课，一般是2学分，每周2学时，18周，不可能逐字逐句导读完任何一本专书。我开设《论语导读》课多年，逐字逐句带学生读，一学期下来，最多能读完前六篇，连整部《论语》的三分之一都不到。《论语》部头不大，才一万多字，尚且如此。换了其他专书，能讲多少，更是可想而知。当代教育模式不重文史基本功，学生的古文阅读能力相对较弱，且较缺乏自学的主动性。大多数学生四年中文本科念下来，没有从头至尾读过任何一部中国文化典籍，甚至没有摸过古注本。 （二）我在《论语导读》《中国文化典籍》通识课教学模式上的探索 窃以为中国古代文学的本科教学，须向书法、国画、古琴类看齐，重研习。有鉴于此，我申报了《诗词鉴赏与写作》、《中国文化典籍》、《论语导读》三门通识课，在教学模式上做了一系列探索。 我校通识课，多是为大一新生所开。大一新生，入学即住在良乡，基本与世隔绝，不大容易受外界熏染，功利心淡很多，也还不至于厌学。相对更容易配合教师的指令，按教师的要求完成任务。《诗词鉴赏与写作》课，我更强调研习，让学生动手写诗填词，我帮他们改，针对性地提醒他们注意相关问题。《中国文化典籍》、《论语导读》两门课，则强调诵读和抄书。 《论语导读》课，我选的读本是朱子《论语集注》，中华书局繁体竖排版，带学生逐字逐句读。虽然一学期，只能带学生读五六篇，但我要求学生抄书，并提倡背书。凡是抄完《论语集注》的，可以获得90分的好成绩。如果能把《论语》背下来，更可以获得95分的好成绩。有些同学有畏难情绪，我便说如果不能接受抄书背书的考察方式，请退选本课程。对于信心不足的同学，我则尽可能鼓励，说能抄多少是多少，能背多少是多少。上学期，选《论语导读》课的同学有85人，到学期末，只有一位同学放弃，七十馀人抄完了《论语集注》。我要求学生用双色笔，按原书样式抄写。不少同学，刚开始觉得很难，繁体字基本不认识。但抄写了一段时间之后，便有回甘滋味。一学期下来，很多同学说都被自己的坚持感动了，绝没想到自己真能抄完一部20万字的《论语集注》。不少同学说，抄书的时候，心非常静，抄过一遍书，对《论语》也亲切许多，而且认识了很多繁体字，不再畏惧读繁体竖排的古注本了。我反复跟学生强调朱子的涵泳之法，并强调涵泳的基础是诵读，拿朱子常说的“书读千遍，其义自见”来鼓励大家。《中国文化典籍》课，我让学生自选中国文化典籍之一种，以经书为主，亦可以是诗词，用一个学期的时间背下来，凡是能背诵一种文化典籍的，既可以获得95分的好成绩；亦可以选择抄朱子《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凡是抄完的，既可以获得90分。每次都有近百人完成抄书任务，还有不少同学能背诵一种中国文化典籍，有人能背《楚辞》，有人能背《清真词》，有人能背《道德经》，有人能背《大学》和《孝经》。学生们普遍反映，凡是背过的书，便觉得异常亲切。在抄经和背书的过程中，也增进了对传统文化的亲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