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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胡仲平 汤一介先生亲自编定的《汤一介集》，收录其60多年学术生涯的主要专著、论文、随笔、访谈等，2014年4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共约310余万字，分为十卷：第一卷《哲学家与哲学工作者》，为作者1947年至“文化大革命”前所作已刊及未刊论文汇编；第二卷《郭象与魏晋玄学（增订本）》，为作者的代表作；第三卷《早期道教史（增订本）》，为作者的第二部专著；第四卷《佛教与中国文化（增订本）》，为作者佛学论文汇编；第五卷《在儒学中寻找智慧》，为作者儒学论文汇编；第六卷《思考中国哲学》，为作者中国哲学论文汇编；第七卷《面对中西文化》，为作者中西文化比较及交流论文汇编；第八卷《有话要说》，为作者为自己和他人所作序跋及会议致辞汇编；第九卷《深夜一盏灯》，为作者散文及随笔汇编；第十卷《和记者谈心》，为记者对作者的访谈、报道汇编及学界对作者研究的相关评价。  汤一介先生（资料图 图源网络） 纵观皇皇十卷巨著，让人再一次亲切并深切地感受到一位处于时代和社会剧烈变迁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所思所虑，其思想和情感流为文字，正是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真实而深刻的写照。本文仅就“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改革开放”以来各个时期，汤一介先生所思考的哲学问题及其所取得的成果作一简略的绍介，以便人们了解，并期望能够引发人们进一步思考。在此，有必要从第一卷说起。 早年的学术训练及知识积累 汤一介先生认为哲学家必须是能独立创造新思想的智者。然而他读书、教学生涯的前三十年，则是由一个拥有理想并具备一定思考能力而想当“哲学家”的北大哲学系学生，逐渐演变为一位安心做“哲学工作者”或“马克思主义宣传员”的教员，丧失了独立思考的勇气和权利。因此，他认为自己读书、教学生涯的六十多年中，有近一半时间是浪费掉了，交了白卷，而真正具有学术意义的工作，只是近三十多年的事。 不过，我们从第一卷留存的其早期近二十年的文字看，可以发现如下有意义的几点，似乎表明某种历史的“二律背反”： 一是他在北大读书期间（1947至1951年），还是受到了较好的中西方学术的训练。首先，他注重逻辑学的基础训练，选修了形式逻辑、数理逻辑、演绎哲学方法论，尤其是胡世华教授的“数理逻辑”和“演绎哲学方法论”课，这为他从事哲学研究打下了基础，并由此形成了他持之终身的注重分析的学术特点。其次，他选修了俞大缜教授的“英国文学史”和杨振声教授的“欧洲文学名著选读”，这为他的英文阅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拓展了文化视野。再次，通过上他的父亲汤用彤先生亲授的哲学系经典课程“英国经验主义”和“大陆理性主义”，激发了他阅读西方经典作家原著的兴趣。最后，他还适时培养了写作论文的方法和思考的勇气，如他对新黑格尔学派哲学家柏莱德烈《现象与实在》一书的批评所写的《论内在关系与外在关系》，便得到了贺麟先生的肯定，他的《我所认识的玄学》一文也表现出用西方的现代学术概念和方法研治中国传统学术的时代特征。由此可见，他们这一辈学人，论中西方的文化背景及学术训练，尽管大都比不上他们的父辈，如陈寅恪、胡适、汤用彤、冯友兰、贺麟，然而一般也强过其后二三十年入校的北大学生。 二是他在北京市委党校（1951至1956年）及北大（1956年以后）任教期间，认真听了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胡绳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和何思敬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三门马克思主义课程，熟读了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即《联共（布）党史》第四章第二节）和日丹诺夫的《关于西方哲学史的发言》，并系统学习了马恩列斯毛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一方面固然由此形成了他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熟练掌握“阶级分析”方法的教条模式，但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科学观念”也深刻锤炼了他的宏观的历史概括能力，所谓黑格尔“宏大的历史感”。另外通过对马列哲学原著的学习也促使他进一步了解包括德国古典哲学、古希腊哲学在内的西方哲学思想。 三是通过参与各种批判活动，如参与对冯友兰、吴晗的批判，以及参与各种批判性的大讨论，也促使他通过阅读原典广泛熟悉了儒家从孔孟到董仲舒、朱熹，道家从老庄到魏晋玄学，以及墨家、道教等各类重要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完成了关于中国历史文化基本知识的积累。 四是从他《论“治统”与“道统”》一文对冯友兰先生提出的“君师分工论”、“治道对抗论”的批判可以看出，尽管他仍是运用教条化的“阶级分析”来简单否定冯先生所提论题的历史文化价值，但是在对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引文的具体理解上，显然他的理解比冯先生准确。这表明他作为一位年轻的学者，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掌握上比老一辈学者来得快而准确。几十年后，汤先生对“治统（政统）”、“道统”及“学统”之间的关系又有了完全不同的认识，这种认识的转变与这类早期的批判是有着内在的联系的。 汤一介先生早期的学习和生活经历是其中年学术转型时期研究的基础和反思的资源。 《郭象与魏晋玄学》——中年时期的学术转型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及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中国才逐渐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梦魇及空想社会主义的幻觉中清醒。20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化，中国的学者也正经历着一场学术转型的痛苦煎熬，人文学者中最为时髦的话语是“智慧的痛苦”，一方面苦于从以往的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束缚中挣脱出来之艰难，另一方面又苦于寻求新的合适的学术研究手段之不易。中国哲学史研究如何才能走出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和历史文化虚无主义的阴影，重新认识和肯定中国古代哲学在中华民族理论思维发展史上的特殊价值，是当时学者们面临的主要课题。汤一介先生在这场学术转型的过程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是最先将哲学史从唯物与唯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个对子的斗争史，拉回到人类认识发展史的正道上来的中国学者之一，这体现在他的《郭象与魏晋玄学》一书的完成。  《郭象与魏晋玄学》（资料图 图源网络） 1981年，汤先生发表《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的诸问题》，提出：“哲学史的研究最终要解决的问题应该是揭示历史上思想如此发展的逻辑必然性。”因此，研究中国哲学必须研究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体系，由此引发了中国哲学界持续多年的“范畴研究热”。将哲学史看作是人类认识发展史并注重对概念、范畴的逻辑发展的分析研究是汤先生撰著《郭象与魏晋玄学》的基本思路和研究特点。1983年，《郭象与魏晋玄学》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在内容上全面论述了魏晋玄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及玄学与佛教、道教之间的关系，具体分析了郭象的哲学体系与方法，及其同向秀、裴頠、王弼、张湛等人的思想联系与区别；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对玄学家所使用的基本概念和范畴的把握，以及在描述思想演进过程时强调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从中能够看出该书的撰著受到了中国传统的考据之学、马克思主义学说乃至德国古典哲学等多方面的影响。《郭象与魏晋玄学》的问世是20世纪八十年代前期中国学者努力摆脱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束缚，在继承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借鉴西方哲学史研究经验基础上的一次富有成果的努力，尽管多少还带有一些过去的痕迹，但仍不失为新时期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作。海外学者傅伟勋教授认为该书对郭象的研究较有诠释学创见，并将之与钱穆的《庄老通辨》、牟宗三的《才性与玄理》相提并论。 正是由于经历了20世纪八十年代前三十年长期曲折而痛苦的人生经历，以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及知识积累，再加上个人的天资与勤奋，才使得汤先生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迅速完成了学术转型，并走在了学界的前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