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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孔子是一位私立学校的老师，他要做的是对他三千弟子、七十二门生负责，孔子之所以成为“丧家之犬”，之所以四处碰壁，是因为他想用自己的道德理想来影响各个诸侯国的政治，他想将君王们变成自己的弟子。 争霸天下的君王们，需要的是谋臣，而不是道德教师，所以在实践中，孔子的所有努力基本属于徒劳，而这种希望让自己的人文或道德理想来影响君王的，不止孔子独有，古希腊的思想家柏拉图也做过这样的努力，他只身到一个战争中的岛国游说其国王，按照自己的理念来治国安天下，这次游说差点让柏拉图走上不归路，他是仓皇逃出岛国，回到自己的学园。与孔子不同的是，柏拉图是贵族的后代，家资雄厚，所以它后来就潜心于办自己的学园，它的雅典学园一办就是近千年，对西方文明的影响深远。孔子逝世之后，他的学生们没有致力于办孔子学园或曲阜学园，而是守了几年孔子墓地之后，整理完孔子讲课时的笔记即各奔前程、作鸟兽散。孔子与柏拉图不同，柏拉图死后留下了一所千古学园，当然也留下了自己书写的《理想国》，他老师苏格拉底的思想也通过他留给了世人。孔子只留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论语》，没有留下一所学园，这是孔子最大的遗憾。 后世人用建筑宫殿的方式来建曲阜孔庙，将孔子推举为圣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版图上，除了故宫之外，最雄伟的古代建筑群可能要数曲阜孔庙了，这不是孔子的需要，也不是孔子学生们的需要，而是统治者的需要，因为孔子的儒家思想是传统中国社会礼教的基础，是儒家门生们将儒家思想体系演变成了礼教并将之供奉于皇帝，进而导致使世俗政权朝为政教合一模式过渡。政教合一的后果是，最高统治者也就是最高道德精神体现者，不仅有是政治权威，也是道德权威，不仅进行政治治理，也进行道德治理与传播。 孔子的失败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一种学者的偏执，如果他是一个传道者、传教者，致力于纯粹的道德说教与人文精神传播，他的价值与意义应该远大于其疲于奔命地四处游说，徒劳而无益于天下。而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在秦始皇的强大威权时代，使儒生们遭到了灭顶之灾，焚书坑儒是一种极权对道德说教的血腥抗拒。 孔子的后世学生们却获得了巨大成功。 汉初是遵循的是黄老之术，就是无为而治，让百姓休养生息，到了汉武帝之时，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独尊儒术不是孔子的伟大，而是儒家弟子们的务实精神，儒家思想不可能在乱世得到尊重与推广，但一旦新王朝建立，帝王与新朝廷需要社会持续稳定，即社会各阶层等级秩序井然、官僚体制品秩序列整齐，最后落实到帝王的权威与地位得到绝对尊重，并涂以天授皇权的光环。仅仅从一人之私为出发点，儒生们设计了宫廷礼制，通过跪拜的仪式、通过建筑的等级、通过官级与服饰的配置、通过与日常生活有关的种种细节安排，来体现社会礼制，宫廷中让皇帝至尊，民间社会中让长老至尊，家与国都有自己的至尊对象，天地君亲师，成为秩序社会中的大小金字塔的顶尖。 如果说孔子传播的仁义礼智信具有更强的普世价值的话，而孔子的后世儒生们，则是为皇家定制了礼制的精神皇袍，传播的不是普世价值，而是以皇权为中心的礼制，它的价值立足点是皇权与长老权力，它是一种不平等、也是不自由的权力，因为人们无法选择，只有遵从，这种格式化生存使传统中国社会成为一个道德桎梏。所谓礼教杀人，就是因为这种精神桎梏使人精神心灵窒息。孔子传播价值，儒生传播礼教。隋唐之后的科举制使儒家价值得到制度保障，任何一个想进入官僚体系的人，都必须熟读《论语》、诗、书，使自己的精神追求与儒家价值观保持高度一致。 余英时先生说，“中国没有传教士，过去做地方官的，一面管理行政事务，一面传教布道，而且是在没有人指令的情况下，本人自觉自愿做的。要说政教合一，这种合一没什么不好。”（《传统的误读》1996河北教育出版社，作者刘梦溪）政教合一，的确使中国官民和谐，通过儒家的价值观念形成的价值共识，使传统社会有一层温情脉脉的色彩。但严重的问题同时产生在这样一种方式上，就是一旦传播这种道德观念的人，自己守不住自己信奉的道德价值，整个社会就会无所适从，这样就会出现大量的伪君子、伪道德官员，特别是，一个朝代倾覆之时，道德体系随着政治体系的崩溃而自行崩溃。为什么西周崩溃之后礼崩乐坏？因为礼乐是由周王朝制定的，政治威权一丧失，道德权威也就解构。通过中国历史可以看到，每一个朝代建立之时，都在致力于道德香构，甚至外来政权亦不得不拜倒在汉文化价值体系之中，寻求价值认同与统治的普适性，清朝顺治皇帝到孔庙跪拜孔子就是典型的一例。统治者要通过价值认同，来获得汉民族对自己的精神认同。 将一个民族的普适价值捆绑在政治体系之中，价值观念与社会信仰没有独立性，这是传统中国社会道德周期性沦丧的根本原因。行政体系应该遵守或传播社会普遍遵守的价值观念，但它不能成为价值传播的主体，不能成为价值观念的倡导者、制造者、诠释者或仲裁者，更不能将道德判断与行政判断相混淆。价值体系应该在社会、在民间产生并流通；行政与法律判断主要应出自政府与相应的权力机构。将它们进行错误捆绑或混淆会将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破坏殆尽。 从传统中国社会到当代中国社会，政教合一的方式仍然主导着中国价值体系建构，从《三字经》与《二十四孝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无数可歌可泣的经典道德故事，而当代人的道德建设也走着一条老路，就是雷锋王杰杨子荣，革命精神放光辉。如果改变道德建设的思维，进一步解放思想，人们将会发现，民间社会的信仰多元化、制度化直接关系着中国社会道德文明与信仰文明的进程。仅靠行政训导与经典故事与杰出人物的精神来促进社会精神信仰进步，其力量作用是极其有限、甚至会表现得相当负面；要让孔子做孔子的，不能将孔子无限放大做成万世一统；一个民族精神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它不断构筑民间社会多元的千年学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