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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方法之所以能够探骊得珠，燃犀烛怪，具有无与伦比的直指事物本质的本领，也要靠诸如此类的文化实例来佐证和说明。从这两面来接近文化与哲学，似乎最能激起我的兴趣和精力。基于这样的心态，加上八十年代中国现实的走向，所以一个时期里我特别热衷于文化学问题，其一是“火历”的探索。 “火历”的探索  庞朴先生 资料图 图源网络 我国远古时代一些部族施行过一种疏阔的、紧密固着于生产实践的纪时方法，它不以后来周正的冬至为岁首，也不以夏历的初昏参中为正月，而是以大火昏见即当时的春分为一轮农事周期的开始，并根据大火各时的不同方位来安排自己各时的不同劳作。这样以大火为授时星象的自然历，可以名之为“火历”。这些猜测提出后，得到一些同好的鼓励和支持。细想此论若欲确立，除各项以火纪时行事的文献记录、他族历例和必要的推论外，尚需从我国天文学说史中找出火历确凿无疑的影响或痕迹，从后世种种礼仪、民俗诸文化中指认火历的遗风，由果证因，沿流溯源，方可颠扑不破，臻于完成。于是有了《“火历”初探》、《续探》、《三探》及《火历钩沉——一个遗佚已久的古历之发现》等文。 为引起文化的研究而呼号呐喊 其二是为引起文化的研究而呼号呐喊。文化研究而止于呐喊，不管怎样说，都是一个不幸的悲哀；当然主要是我自己的悲哀。记得1982年8月《应该注意文化史的研究》在《人民日报》刊出时，老友刘泽华问道：“正文呢？”意思是说，你不能只是呐喊。说真的，当时我的脊背上忽的一下子全湿了，因为我确实拿不出“正文”来。就在那以前9个月，1981年11月，为了准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文化史》第一版评论会，曾与复旦大学在上海邀集过几十位文化史研究者的座谈会，会上大家普遍觉得，三十几年来，文化研究对于我们这个文化古邦，竟然变得十分陌生了；当时大家能做的，只有齐声呐喊而已。多么不幸啊，然而是事实！ 没想到，到了八十年代中叶，文化研究已经形成公认的热潮。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我在各种有关会议上，以及国内外许多城市发表演讲，论证文化有三个层面（物质层、制度层、精神层）、两个属性（民族性、时代性）和一个概念，阐明文化研究首先要明确概念，而中国近代史的文化历程，正是文化三个层面的展开过程；中国文化的出路，则在于把握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的差别。 1989年以后，大家喜欢谈反思，我的反思，大多集中于中华文化的精神。那是人文精神，一种中国式的人文精神。它不以对峙为能事，在人与神、人与人、人与物之间，寻找和谐统一；它否定偏至式的生活，为性与情、义与利、力与命的安顿，提供理想蓝图；它主张进退有据，屈伸以时，取予唯理，哀乐得度；是一种为现实人在现实世界里营造现实生活的现实精神。由此引申开去，于是有了《忧乐圆融——中国的人文精神》的酝酿。 《忧乐圆融》谈的主要还只是中国人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自然会弥漫于整个中国文化之中，而且应该有其形而上的根据。这个根据，又恐怕不止于中庸之道，因为那还只是一种实践理性；而更有其宇宙论的方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