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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礼学宗师”沈文倬:为往圣继绝学

http://www.newdu.com 2017-12-05 光明网 叶抒 叶苗 参加讨论

    
    “一生似不羡银鱼,头白犹贪湖上居”,沈文倬热爱西湖,时常坐在湖畔沉思默想。(资料图)
    2008年初春,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笔者来到上海香花桥路的一处普通住所,探望92岁高龄的沈文倬先生。他安详地坐在藤椅上,神情静默。老先生已是惜语如金,大部分对答都由他女儿、同济大学物理系的沈葹教授代言。似乎,这位全身心沉浸在礼学世界中的老人,已无需再多说什么了。
    他皓首穷经、毕生致力于一门“绝学”:自清代以降乏人问津的以《仪礼》为核心的礼学,甘愿做中华文明和古老传统的守望者;他惜墨如金,论文和书稿都尽量练达精简,一部40万字的大作要浓缩到16万字才予发表;他从不申请经费,不参与评奖,甚至很少外出参加学术会议。身为经学专家的沈文倬,现任浙江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精通礼学、经学,熟悉古文字学、古器物学、考古学、史学、文献学、训诂学;虽满腹经纶,德高望重,却颇有遗世独立、淡泊宁静的古君子之风。
    笔者父亲与沈老是邻居,仅一墙之隔,沈老的弟子吴土法博士与笔者又是20多年的朋友,平时耳濡目染,点点滴滴,自以为对老先生略知一二,但想为他写点东西时,却又笔头生涩,才知道平时的“了解”实在是太肤浅了。老先生平生低调,从不接受媒体采访,根本没有现成的资料可以引用。老邻居的形象又变得朦胧起来,这也许应了那句“神龙现首不现尾”的古语了。我们只好向吴土法博士与沈?教授一遍一遍地了解,老先生的形象才慢慢凸显出来。
    求学:不避艰深情系“三礼”
    沈文倬研究的是礼学。何谓“礼”?有人仅将其理解为日常生活中的文明行为规范。实际上中国古代的礼,堪称华夏文化的源头,无所不包。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的文化,就是“礼”的文化;中国古代的政治,就是“礼”的政治;中国古代的历史,就是“礼”的历史。简言之,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就是“礼”!有人想将中国的礼介绍到西方去,令所有译者苦恼的是,在西方的语言中竟找不到与“礼”对应的词义,有人将其译为etiqutte(礼节);有人译为ceremony(礼仪);有人译为ritesandreg-ulations(典礼,习俗、规则)。这些都只译出了“礼”的部分含义,而未能全面准确地抓住“礼”的真谛。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了,“礼”是中国独特的文化。
    由于年代久远,几千年的风风雨雨,使礼学的发展轨迹越来越模糊,再加历史上数次冲击,礼学像一个被打破的瓷器,其碎片散落在中华几千年的文化厚土中。礼学的经典著作因缺乏整体性,已成了一道玄机重重的关卡,既挡住了学者们探索的脚步,也让古代礼制与现代文明渐行渐远,终成断层。沈先生研究的,正是经典的“三礼”——《周礼》、《仪礼》和《礼记》。其中《仪礼》在“三礼”中成书最早,而且首先取得经的地位,是礼的本经。但该书之难,连古人都不敢轻易尝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其书自明以来,刻本舛讹殊甚……盖由《仪礼》文古义奥,传习者少,注释者亦代不数人,写刻有讹,猝不能校,故纰漏至于如是也。”可以说,礼经是一门不折不扣的“绝学”。当然,过去所有大学里都不可能设置礼经专业和相应课程。
    问及在上世纪30年代西学已成主流的时代背景下,为何还要走这条艰深的礼学之路呢?老先生笑笑,半晌才道:“如果称为绝学的话,难道就让它真的绝了?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脉,不能绝,也绝不了!”
    沈文倬,字凤笙,1917年生,江苏吴江人,原本家中让他去钱庄学经商,但他对经商毫无兴趣,不及半年,就逃回家要求读书。沈文倬先后师从沈昌直、金天翮、姚廷杰三先生受文史之学,最后从前清翰林院编修、湖北存古学堂经学总教、吴县曹元弼先生专攻“三礼”之学。曹元弼被誉为清代最后的杰出经学家,十三经的经文、注文烂熟于胸,沈文倬仰慕其学问高深,成了他的关门弟子。不久,日寇入侵,为避战火,也为了沈文倬便于求学,沈家迁居苏州宝林寺前,与曹翰林家毗邻,恰如汉末郑玄筑精舍于马融宅外一般。
    沈文倬是勤奋的。几十年来,他几乎每天至少读经半卷。他的一位学生回忆:“每次上门请益,先生几乎一无例外,总是坐在那间简陋的书房里,而桌上总是摊着书。他那一摞线装的《四部备要》本《仪礼正义》,原本就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黑字,又被他批满了密密麻麻的红字。”沈文倬读古书喜加标点和批注,以为这是读书的好方法,故标点过的古籍为数不少。
    沈文倬又是从容的。那位学生还忆及:先生讲课慢条斯理,写作字斟句酌,未必每年有文章定稿,有了也未必肯马上发表。他的学术地位是由数量有限的论文确立的。“直到1999年,年登耄耋的先生才出版第一部个人著作《宗周礼乐文明考论》……写作跨度逾40年,而总数才14篇。”
    高吸入低产出是沈文倬的特点。他的文章不靠量的堆积,而是以质取胜。他的每一篇文章都解决了历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礼〉汉简异文释》证明了康有为“古文经为刘歆伪作”实系浮词虚说;《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揭示了“礼典的实践早于文字记录而存在”的历史事实,由以阐明了礼典与礼书的关系;《黄龙十二博士的定员和太学郡国学校的设置》对汉代建立经学博士的复杂史实条分缕析,正皮锡瑞《经学历史》之误,纠王国维《汉魏博士考》之偏,从而详判武、昭、宣三代各经博士官的兴废增缺,成为研究汉代经学必须参考的文献……
    其实,沈先生并不像外人以为的那样,只是个一味埋首故纸堆的“老古董”;恰恰相反,他的思想很开明、很活跃,年轻时对新学也颇为了解。老先生当年还曾写过不少新诗和小说,尤其是古诗词的功底非常扎实。有诗词学者说,沈先生的功底绝不逊于那些整日吟哦不已的诗人。沈先生自言“予年轻时好诗古文辞,率意咏唱,但多未留存……专攻‘三礼’后,难得作诗填词”,现存有小部分诗作编成《槐圩集》,压在箱底,至今未予发表。凭着老先生的文学才情和古诗词功底,凭着他下了决心绝不回头的治学态度,一直走下去,成为一个诗词学家甚或小说家,也并非不可能。他喜欢诗词和文学,但他更钟情和执著于“三礼”。他知道,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如果是面面涉猎,其结果定是面面不精。为了专攻“三礼”,他强抑兴趣,与心仪的诗古文辞分手。“为避诗名便废吟”的诗句道出了他的惋惜,也表露了他研究礼学的决心。
    从此,沈先生一头扎进“三礼”,不求闻达,“治经、礼六十余载”,“为往圣继绝学”。
    治学:历尽困苦,玉汝于成
    近代以来,“三礼”的成书年代问题,似乎成了聚讼纷纭的悬案:古经学家认为是周公所作,疑古学派则认为是汉人伪作。《仪礼》到底成于何时、出于何人之手?文本能否更清晰地考订出来?经学的源流,乃至整个宗周的礼乐文明,后人能否将其原貌重现并适当描绘?这些都是沈文倬倾力研究的课题。但要弄清这些问题又谈何容易,没有文献学、甲骨金文学、考据学、考古学、古器物学、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等知识的积累,想在晦涩深奥的《仪礼》中游刃有余,想超越清代前贤的成就,那是一种奢望。
    沈文倬始终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整体,必须文史哲综合会通,通盘考察,不可割裂。数十年来,他自甘寂寞,敝履名利,潜心治学,像蜘蛛结网般,以“三礼”为中心,以上述学科为径,向四周伸展,层层外扩,经线越伸越长,网越织越大,几乎覆盖了整个中国人文社科领域。
    然而,沈文倬始终牢记曹师告诫,没有一开始就“直取”《仪礼》的某些难题,而是从校点、整理古籍,博览群经做起。1946年抗战胜利后,沈文倬在上海《文汇报》等报刊上发表了《说高禖》、《“蜡”与“腊”》等礼乐文章,引起了顾颉刚的注意,顾先生慧眼识人,不因其没有大学毕业的正规学历而犹豫,毅然破格聘其为副编审。沈文倬一进入国立编译馆,就校点整理经籍、编撰经籍提要、草拟经学词典。解放后国立编译馆解散,沈文倬校点整理和撰作的经籍、书稿仅存留《孟子正义》,其他全部散佚。随后他来到上海图书馆,负责编纂《中国丛书综录》,三年即告完成。在上海图书馆的十二年间,沈先生熟悉了古籍目录版本之学,他将此视为做学问的凭藉。1963年2月,他奉调到杭州大学新成立的语言文学研究室,一心从事学术研究。
    时代也给予了沈文倬难得的机遇。1959年,从甘肃武威出土了一批汉简,其中就有《仪礼》九篇,1965年《武威汉简》摹影本正式出版。这是清代学者无法比拟的条件,也确定了沈文倬的《仪礼》研究轨迹,即通过汉简本与经文对比勘正,考订文本,解决礼学疑问。
    沈文倬还特别重视新的研究方法,王国维所说的“取外来之观念与故有之材料相参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的遗文相释证”,一直也是沈先生所秉持的方法。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和方法也极为重视,据沈葹回忆,中学时沈先生就让她学习《自然辩证法》,“而父亲自己还认真学习了《资本论》、《反杜林论》和不少中外哲学名著。他老人家看似埋首故纸堆里,却以唯物史观指导研究工作;他对武威汉简的研究成果以及对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批判等,都是鲜明的实例”。
    不料,正当一切准备就绪时,“文革”爆发,知识分子成了“牛鬼蛇神”,许多书籍被判为“毒草”,“牛鬼蛇神”被赶进“牛棚”,特别是古书统统在焚烧之列。沈文倬以前完成的文章以及搜集的卡片被付之一炬。
    书是知识分子的灵魂,灵魂飞天,空留躯壳。有人舍弃躯壳与灵魂同飞,有人空留躯壳形同木偶。沈文倬呆在“牛棚”里悠然与灵魂神交。冲击最厉害的那几年,白天劳动或挨斗,深夜还花二三个小时考查武威汉简和礼经文本。1974年,沈文倬被安排赴安吉参加杭州大学最后一期“五七”干校“农林班”,白天成了鸭司令,晚上却漫步于礼学的殿堂。再后来,沈文倬被派往中文系资料室担任图书管理员,白天参加政治学习,晚上抓紧研究和撰作。因为当时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有些跟他一样遭遇的学者纷纷放弃学问,他却不为所动。由于礼学被视作“封建糟粕”,因此只好私下研究,幸好同寝室的老师颇为通情达理,使得沈先生能够放心挑灯夜战。他人缘颇好,大家有问题都爱向这位“图书管理员”请教,发现他原是一本“活字典”,并乐于陈述其精到的见解。此时,生活虽然清苦,扣发后所剩的40元工资要养四口之家,但研究总归是做下去了。
    忆及那些被焚毁的文章,他惋惜,却不耿耿于怀,“文革”中依然专心撰作。“文革”十年,恰恰是沈先生成果较丰硕的阶段。他曾这样写道:“既而丁阳九之阸,被高密之锢,作苦余晷,昏灯暝写,十年如一日,所得乃倍于曩所篹者。”在这十年中,他完成了《〈礼〉汉简异文释》、《〈礼〉汉简七篇为古文或本考》、《汉简〈服传〉考》、《〈礼〉汉简非庆氏经本辨》、《菿闇述礼》等论文;确定了《仪礼》成书的上限与下限年代,解开了这一历史上纷争不止的“公案”;考订了《仪礼》中的上千处异文,为之正本清源;对经学的源流也有了相当明确的描述。当时,顾颉刚先生看到这些长篇文章后,欣喜万分,赞沈文倬“实为今世治礼经者之第一人也”;却又不禁叹息,这些宝贵的成果,不知道要何时才能面世。
    随着1976年拨乱反正,沈文倬的命运有了可喜的变化。他回到了科研岗位,1982年开始招收硕士生,1986年开始招收“先秦礼制与《仪礼》”研究方向的博士生。他的论文也陆续在《文史》等刊物上连载发表,在学术界掀起阵阵巨浪。1997年,他被聘为杭州大学终身教授,后转任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至今。
    因为沈文倬的勤奋与博学,他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不菲的成绩。譬如那部750万字的《中国丛书综录》,收录了全国40多家主要图书馆所藏历代丛书2797种、古籍38891种,有学者评论“这在文献学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倡导所谓的“广校勘学”,提出综合运用考据学、考古学、古器物学、训诂学、文字音韵学、辨伪学等学科知识,“勘同辨异”、判别伪真,订正古籍内容,从而弥补了近代仅以校勘文字谬误为目的的不足,可予彻底纠正古籍文本中的谬误。他考释甲骨文、金文,不是就字释义,而是结合汉字构造的内在规律,有自己独到的见识,那些古文字学方面的文章也曾得到郭沫若的好评。
    尽管广博,沈文倬却是专注的。不管在礼学以外的哪个领域取得多大的成绩,都不为此改其初衷,因为这不是他的主攻目标,只是副产品,也可以说是为主攻目标供以辅弼和工具。他平生只专注于一件事,那就是治礼,似乎唯有治礼才是他的正事。
    作为一代礼学大师,他确实达成了非凡的造诣。
    首先,他破译了礼典与礼书的关系,考定了礼经的成书年代。通过对经书史书、出土器物、鼎彝铭文三者相结合的研究,确定礼典的实践先于文字的记录而存在;礼,本指典礼,礼经即《仪礼》,《周礼》则是职官专书;古代的典礼,除了留存的经书所记,不少已经亡佚。其次,他对礼经文本进行了详尽的考订和考释。考订了《仪礼》的文本;论定了《仪礼》汉简本的属性;考定了汉简《服传》与《仪礼》其他各篇之间的关系。又其次,对礼学和经学的源流予以确切而清晰的考证和梳理。再次,讨论了《仪礼》与《周礼》之凿枘、违异等难题;解析了典礼、曲礼与礼制的关系;探讨了两周礼制;阐发了“礼”的本质意义。最后,综合大量的史料,并结合以实物取证等方式,基本上复原了宗周礼乐文明的面貌(包括礼经文本中未予记载的佚礼)。
    由于沈文倬在礼学的方方面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国务院将其定为终身教授,学术界也对他作出了极高的评价。王元化称其“所做的是一种存亡继绝的工作”;杨向奎誉其论文为“鸿文巨制,成绩空前”;钱玄称其考辨“有根有据,确可信从”;顾廷龙认为其采用新材料和新观点,以致“有超越前贤之处”;而顾颉刚则干脆将其封为“今世治礼经者之第一人”。
    处世:勤勉低调不为名利
    像沈文倬这样的权威学者,“沈门”应是桃李满天下。可沈先生的学生博士加硕士,也就六七个而已。其实每年写信上门,要求投考沈先生的学子络绎不绝,但基本上都被他回绝了。入门的弟子,他首先要吩咐两句话:第一句是“研究礼学,必须贡献毕生的精力”;第二句是“礼和利是连不起来的,不要从利的角度考虑”。能认同这两句话的,他才肯收为弟子。
    做礼学研究,所需要的基础非常人所能及,但由于“文革”的耽误,弟子中难免有原来根底不够全面和扎实的。沈先生授业极为认真,每个星期都要把学生叫到他不大的宿舍里,给学生讲好几次课,一讲就是四五个小时。学生们也非常用功,有的几乎天天来沈先生家中请教。时间久了,怕影响多病的师母的日常起居,学生们就白天不来晚上来,算是给先生一些“自由时间”。
    尽管呕心沥血,但是有些学生还是放弃了礼学研究,转行到了别的领域。沈先生对此从不干涉,毕竟这门学问太深太难,也太寂寞了。他是通达的,也是宽容的。他不仅教“三礼”,还教群经和经学史,教古器物学、青铜器铭文,甚至教校勘学和《说文解字》,以增强学生的古文功底,使其掌握读古书的方法。他要求学生潜心学问,力戒浮躁。但他并没有像曹翰林那样劝诫学生晚发文章,而是鼓励他们多出成果,认真撰作,努力做出真学问。他的几个入室弟子,如陈戍国、陈剩勇、吴土法等都甚勤奋进取,现已各自闯出了不小的天地。
    
    沈文倬《〈礼〉汉简异文释》手稿首页(资料图)
    可是,沈先生对于自己的文章,要求就严格得多了,甚至到了常人难以理解的地步。他成文颇速,几千字的文章,三四个晚上就能完篇,但他不是马上寄出去发表,而是再作精雕细琢,如此反复地“雕”、反复地“琢”,有时二三年,有时十几年、几十年,有些文章压在抽屉里至今不肯面世。国内一家老牌出版社获悉老先生抽屉里有好文章,希望将其结集出版,总编亲自登门求稿,被老先生婉言辞谢;台湾有出版商欲以美元高价买走他的文稿,也被他断然拒绝。或有人问“这不怕过时吗,不怕损失吗”?是否损失他没有考虑过,过时,他倒不怕。他认为,治礼以至作文要有分量、有精深的蕴涵,犹如酿酒,酿的时间越长,酒就会越醇、越香。
    《〈礼〉汉简异文释》本是40万字的大作,完全可以作为一部专著出版,可是沈先生觉得篇幅过长,又改用文言文重写一遍,浓缩成16万字,这才拿出去发表。老先生对自己的文章为何如此苛刻?沈葹说:“可能是精益求精吧,父亲改稿、定稿的时间比撰稿的时间长得多,要反复打磨、锤炼,力求精湛和完美。”她从书橱里翻出厚厚一叠发黄的手稿,都是沈先生历年研究所得的文章,例如《从甲骨文金文的一些象形字说古人的“坐”》,他还工工整整地将甲骨文的文字“画”在稿纸上,做出分析和评注。沈葹又说,她已将有些文章整理誊清,只待父亲点头,就可发表。2006年编辑《菿闇文存》,也是几名“沈门”的弟子和沈葹瞒着他,才将几篇好文章硬塞了进去。几年前,沈先生还完成了一部几十万字的《〈仪礼〉注译》,手头还有不少存稿;但老先生似乎没有要出版的意思,他觉得这些稿子并不特别重要;倒是对“文革”后遗失若干重要文章深感痛惜,甚至有些懊恼。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是沈先生“书斋”里曾经悬挂的条幅。将之称为“书斋”,是为了用词稍“雅”一点。“书斋”坐于何处?杭大校内集体宿舍里,临马路,一楼,单间,16平方米,正对门是公共厕所。在这十分简陋的“书斋”里,沈先生却成就了学术上的伟业。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才分到一套两居室的套房,生活、工作条件有所好转。之前因孤身来杭,不便自开火灶,三十年来沈先生一直吃食堂,偶然炖一只蹄膀,就算是改善生活了。平时除了学术研究,先生最大的爱好就是欣赏昆曲和听苏州评弹。兴起,会哼上几句昆曲《牡丹亭》、《单刀会》;忙里偷闲,也会挤时间到吴山脚下听一场评弹,到奎元馆吃一碗“片儿串”。
    沈文倬对名利极为淡薄。早年他在上海图书馆编纂《中国丛书综录》,作为编辑组长,做了大量重要工作,贡献是突出的,但成果出来后,他也不往自己身上揽,能让则让。他总是说:“只是想真正做出一点学问,想出一些有自己观点的东西而已,别的都可不必介意。”他认为,急功近利的风气很有害,现在有些论文和专著未免太草率了。
    2006年,浙大趁沈先生90华诞之际,召开“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到会的海内外学者有80余位,沈先生看到如今有那么多学者在研究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由衷地高兴,但同时又指出:治经治礼不易,不能速成,要下苦工夫,对传统的东西也要有分析的眼光、发展的眼光,不可浅尝辄止,要力求会通。
    沈先生的学问全是在简陋书斋里完成,而他的各种荣誉,都是同行或者领导给予的。他从不参与评奖,甚至连学术会议都很少参加,除了在杭州出席过几次会议,外地的邀请他一概不去。他也从不端专家的架子,有一次难得答应去华东师范大学做研究生论文答辩主席,他一下火车就自己挤公交车直奔该校,该校派汽车到火车站接他,却扑了个空。
    沈先生是否太内向、太沉默了?沈葹笑着说,那倒不是,只要一谈到学问,他可能说了,特别是谈经学、礼学,更是滔滔不绝。现在可能是年事已高,几年前还谈兴颇浓呢。专业内外的许多问题问老人家,他都会直抒己见,从不转弯抹角。
    看到这里,或许有人会问:在当今社会,沈文倬这样“不善自我包装”的学者居然还能生存下来?
    这从沈先生身上兴许可找到答案。
    先看学历与学识的关系。沈文倬没有在任何大学系统就读的正规学历,当然更不可能出国留学。但谁都不否认他的过人学识,原杭州大学校长沈善洪也是一位学者,他对沈文倬极为钦佩,我们曾几次听到他赞叹“沈先生的学识深不可测!深不可测!”看来,只要有真学问,无需宣扬和“包装”,学术界自有公论。
    再看文章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沈文倬发表的大文章可谓屈指可数。古人云“十年磨一剑”,如今的学者常是一年磨十剑;沈文倬岂止十年磨一剑,他是毕其一生仅磨一剑,却一剑定乾坤——一部论文集就使他成为“当今治礼第一人”,这样的厚积薄发,为当今学界罕见。人们称沈先生的论文为“传世之作”,篇篇锦绣,掷地有声。还有人说,沈先生的那些“实实在在的学术贡献与学术影响,并不是如今层出不穷的多数专著——哪怕是令人眩目的煌煌多卷本所能具备的”。
    最后,看科研经费多与少的关系。如今科教部门里,科研经费的多少可以折为分数,直接与发放奖金、评定职称挂钩。沈文倬一文不求,一文不取,一文不要,但他的各项科研成果却都称得上顶尖,称得上一流。沈先生认为,丰厚的经费并不是做好学问的重要条件,尤其不是理论研究工作的必要条件。
    沈文倬,当今难能可贵的一位真学者。他深有体会的是:“做学问而不着眼于功利,才会做得踏实,并可能做得更出色;同时也才会心平气和,心平气和了,又怎么会生存不下去呢?”正如浙大某领导所总结的:“沈老的治学精神和科研成果,不仅对研究古代礼乐文明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之功,而且对建构现代和谐社会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文/叶抒 叶苗)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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