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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邹金灿 子产是郑国贵族，姓姬名侨，郑穆公的孙子，所以又名“公孙侨”，子产是他的字。子驷主政郑国时，子产父亲子国是其左右手。子驷打击占田无度的贵族，引发怨恨。官员尉止和子驷有矛盾，又遭子驷打压，于是在公元前563年，尉止联合了一些被子驷夺田的贵族，发动政变，杀死子驷以及子产的父亲。 子驷的儿子得悉变乱发生，匆忙出击，见叛军势头正盛，遂回家再组织兵马，没想到家臣武将已全部逃走，武器也不剩几件。与子驷儿子相比，子产显得特别冷静，他没有急忙出击，而是先安排好警备，配齐所有官员，以最快速度封好府库粮仓。所有守备措施做足了，然后兵马列队出击，收了父亲尸骨后，猛攻叛军，杀死尉止，平定叛变。  子产像 二十年后，这位冷峻克制的少年，登上郑国高阙，掌控权柄26年。子产正如一个带着棺材上任的人，继续执行子驷政策，裁抑占田过制，又引起不少人的怨恨。于是上台仅一年，就有人对他进行恶毒攻击：“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意思是说：“计算我的家产而收费，丈量我的田地而征税，谁杀死子产，我就助他一臂之力。” 这已不仅仅是谣言那么简单了。但子产并未惩处这些人。第二年，他就发了“不毁乡校”的言论。孔子得悉后感慨说：“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这也从侧面可以看出，当时郑国的舆论中，有着大量关于“子产不仁”的言论，传到国外都被孔子听到了。 子产秉政，讲究方法。伯石是郑国大族，为人狡诈反复。但正如《孟子》里说的：“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子产虽然厌恶伯石，但为防其作乱，非但隐忍，还任命伯石为卿，地位仅次于自己。他以刚柔并济的操作方法，稳定国内政局，使经济平衡发展。于是，被国人诅咒三年后，他开始收获好评，郑国民众间又开始流传：“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地，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意思是说：“子产化育我的子弟，让我的田地增加产量，如果子产死了，谁能继承他呢？” 由于实行“丘赋”，按田产数量来征收军赋，一改以前平均收取军赋的做法，子产又招致国人的恶毒攻击。有人建议他处置攻击者，他再次淡然处之：“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他认为，自己在礼义上没有过失，不必担心别人说三道四。清代林则徐有两句著名的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源出于此。 甚至国外的强大压力也不会令子产屈服。晋国大夫韩起，颇有权势，他有一对玉环，其中一件落在郑国商人手中。韩起因此要求子产献上玉环。晋国是大国，不好得罪。子产认为，不能满足大国贪得无厌的要求，不然郑国就成了晋国的边境城市，独立国家的地位不保，坚决拒绝了韩起的要求。 韩起转而私底下与郑国商人交易，可能是韩起试图强买玉环，郑国商人将此事上报子产。韩起得知后，再派人跟子产打招呼。子产说：“商人和郑国的先君一起来到此地，排除万难建设这个国家。我们政府和商人从一开始就有盟誓：商人不背叛国家，国家不干涉商人的买卖，商人手中有值钱的东西，政府也不得过问。如果您为了得到一块玉，让我们破坏与商人的盟誓，我们是不干的。如果为了得到一块玉，让晋国失去诸侯，您也一定是不干的。”韩起无奈，只得作罢。 子产人生一件大事，是把刑法铸在鼎上，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在此之前，各诸侯国具体的法律条文掌握在官家手中，秘不示民。子产公布刑法，使得“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落到实处。那时正值贵族、平民势力消长期，子产此举是社会转型时的大势所趋。晋国大夫叔向写信告诫子产，这可能会引起社会动乱，“民知争端矣……乱狱滋丰，贿赂并行。”叔向还说，“国将亡，必多制。其此之谓乎？”预言在子产执政时期，郑国必会衰亡。 刑书公布后，郑国律师邓析活跃起来。邓析擅长钻法律空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以诉讼牟利，还开设法律培训班，教人利用法律，大兴讼事，他更“私造刑法，书于竹简”，与政府进行对抗。《吕氏春秋》和《荀子》都说子产诛杀邓析，但根据《左传》记载，邓析是子产去世21年之后被郑国执政者所杀的。邓析的活跃，其实恰恰说明子产刑书疏阔，所以给了邓析利用的空间，在世时他并未打击邓析，也说明他的法制并不严苛。 子产的执政思想，体现在他临死前这段话里。《左传·昭公二十年》：“子产有疾，谓子大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子产执政，不乏铁腕，但底色仍是宽厚。 在子产治下二十多年里，郑国中兴，叔向预言破产。这个政绩，对于一个夹在楚、晋两个大国之间的小国来说，非常难得。这也难怪孔子会在听到子产去世的消息后，流着泪说“子产，古之遗爱也”。 本文为腾讯儒学特约独家原创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