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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着未名湖边走，不久就到了朗润园，汤一介先生和乐黛云先生就住在这里的13号楼，103室。 房子灰扑扑的，一点也不打眼，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建筑风格，走廊很大，很空旷。汤一介觉得很不错。“能够住在学校里，每天能绕着未名湖散步，很好了。”  汤一介先生与乐黛云先生夫妇（资料图 图源网络） 汤一介的家不大，但惹眼的是他的书房，满满的书，从地面直到屋顶。房间里还放满了兔的小工艺品，因为汤一介属兔，老伴乐黛云不管去哪里出差，都会捎一个小兔子回家。 虽然有数次机会留在国外一流大学任教，薪酬、环境都要比国内好得多，他都放弃了，对于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来说，“活着就意味着责任”。 “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祖父汤霖是这样对父亲汤用彤说的，父亲汤用彤是这样对汤一介说的。  图为1952年的汤一介（资料照片） 那一年，他想去延安 小时候的汤一介住在南池子的缎库胡同。由于父亲汤用彤先生一直在北大教书，生活条件还不错。在汤一介的回忆中，他们住的房子很大，有四五十间，院子也很大，每到冬天的时候，他们就往院子里泼水，在那里溜冰。对于汤一介而言，那真是个无忧无虑的童年。 父亲汤用彤是一个“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家里事都不太管，他在前院有一个书房，甚至卧室也在前院。母亲张敬平也出生于湖北黄冈大族，吃饭穿衣，生活起居，一应都是母亲安排。 童年的无忧岁月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为止。父亲随北京大学到了昆明。母亲带着汤一介和他的弟弟、妹妹，从北京先到天津，再从天津到上海，由上海到香港，转越南，到昆明。 事隔已经差不多60多年，汤一介还记得当时的辛苦：“有半年都在路上走。”考进了西南联大附中，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 比汤一介高一年级的同学余绳荪，北大中文系教授余冠英的儿子，不知怎地找到了一本《二万五千里长征》，也就是《西行漫记》，他们几个越读越觉得延安有意思，非常向往，于是各自拿了家里的钱和金子，决定到延安去。 “我们几个先坐火车，然后坐那种非常危险的敞篷的运盐车，先到了贵阳。”他们当时想从贵阳到重庆，然后转到西安，再到延安。可是，一到贵阳，他们几个就被宪兵给拿住了，关在侦缉队里，而他们手上，还拿着本《二万五千里长征》。 “当时心里非常着急，不知谁发现，屋子的地板有很多缝，我们就把书一页一页地撕掉，塞到地板里去了。” 延安没有去成，联大附中也不欢迎他们几个激进学生回去了，这样汤一介就转学到了重庆的南开中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