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公像 考古学界对于“天”字出现于何时争论不修，但思想史研究却有材料说明殷周之际中国人已有“天”的观念。他们认为天是至上神，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超乎一切的力量，它统管一切。每当人们遇有疑问，人们总是向天即上帝卜问。从自然到社会，各种问题，都可以以这种方式，获得某种保佑。先秦时期，民本思想进入理论概括阶段，《尚书》“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强调民为国家政治根基的思想；《尚书》中的一些语句，如“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尚书·皋陶谟》）、“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都可以用来证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久远。到西周时期，这种敬天（命）的观念中，已有了“敬德”和“保民”的内容，即已有了伦理道德的内涵。周初系统地阐述敬天保民思想的是周公。周公，名旦，周武王同母弟，周武王在克殷以后两年就逝世了，继位的周成王年幼，由周公辅政。周公辅政期间，平定了由管叔、蔡叔、霍叔发动的三监叛乱，营造成周，制礼作乐，建立了一整套的政治、经济制度，对于周王朝的巩固与发展作出了贡献。天的神性逐渐淡化和“人、民”观念的相对上升，是周代思想发展的方向。 殷人迷信上帝、鬼神，殷王事无大小，无不占卜，这在甲骨卜辞里表现得非常明显，也就是殷人是绝对相信天命的。《尚书·西伯戡黎》记西伯灭黎后，形势对殷不利，国内又不安定，大臣祖伊害怕了，问纣王怎么办？纣王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西周继承商代传统，占卜之风仍很盛行。但与商人尊神尚鬼的作法不同，人事和民心所向受到了重视。殷人主要讲帝、上帝，周人主要讲天、天命。殷人的帝往往包含着祖先神，与至高无上的上帝合二为一；周人的天为至上神，以祖先配天。周公解释“小邦周”战胜了“大邑商”的合法依据是德政。提出“天命靡／不常”，天命是可以转移的，因为商王不能推行德政，所以天降下亡国大祸，降天命转给了周，只有行德政才能“祈天永命”。对天的信仰转成了对德的追求。周人对鬼神的态度是敬而远之，鬼神仍然祭祀，但重心从神事转向了人事。在这种思想基础上，周人提出“明德”、“慎罚”、“保民”等思想。天命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官样文章，是君权神授的依据。他们重视人事的作用，指出“顺乎天而应乎人”的观点，就是要顺从天意，又要适应人心，才能维护天命，因此天子要“敬天”，又须“保民”。“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尚书酒诰》），把天意与民心联系起来，认为天意就是民心的集中表现，给天命赋予新的内容。因此，需要“明德慎罚”。以夏、殷二代为鉴，说明“明德”就能得天命，不明德就要丧失天命。明德，就要不贪图安逸，关心民事，厉行酒禁，要保民。“惟曰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尚书梓材》），“永保民”，实际上就是永保王位，保民就是保自己。这样，把天命与人事联系起来，无疑一种历史的进步，把至高无上的神变为有实际民心内容的天命，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下面便简单的阐述一下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等各种制度政策： “敬天”一语由周人提出，然其萌芽则在殷代。“敬”是尊崇、畏惧，“敬天”就是崇拜、顺从以上帝为中心的鬼神世界。殷代“敬天”思想的萌芽，《盘庚篇》中有反映。商王盘庚在诰命中反复强调“先王有服，恪谨天命”，不仅要照先祖遗训办事（“承于古”），更要按上帝指示办事。殷人无“敬天”之名，而有“敬天”之实。“敬天”一语首见于周成王对周公旦的谈话中。成王说：“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公其以予亿万年，敬天之休。”（《尚书·洛诰》）人们“敬天”，是因为天“命哲、命吉凶、命历年”（《尚书召诰》）。“命哲”是决定政治道德法则，“命吉凶”是赐福降祸，“命历年”是决定国祚。“哲”虽然是宗教理性，但具有积极意义。总之，“敬天”是殷周思想的基本原则，其他一切都要以此为依据。 “保民”是为安邦治国，使民乐其业。这是政治的基本任务。如何治民，殷周两代有一定思想差异。殷统治者把治理民众这一政治任务称为“畜民”、“承民”，并且把民众称为“畜民”。盘庚说：“古我先后，罔不惟民之承”，“予岂汝威，用奉畜汝众”，“汝共作我畜民”（《尚书盘庚》）。对于统治者来说，民可作两面观：一方面是被统治者，是牛马；另一方面是影响甚至决定政治成败的因素，是王国兴衰的基础。“畜”反映为前者，“承”反映为后者。我们从政治活动中看到的殷王对民众一定程度的蛮横与残暴，正反映出殷代政治的特色。周初借鉴了殷代政治经验，进一步看到“民”在政治中的重要性，提出了“民”、“保民”的政治方针：“我是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民作求”“用康保民”。不但保周族之民，还“应保殷民”（《尚书康诰》）。具体说，要了解人民“稼穑之艰难”，妥善安置鳏寡生活，学习文王“即康（糠）功田功”（《尚书无逸》）的精神。“保民”是为了稳定政治，这是历史的经验。“人无于水鉴，当于民鉴。”（《尚书酒诰》）这与殷王国时期的“畜民”观相比，显然大大进步了。 为什么要“保民”？盘庚迁殷的原因，就客观原因而言，是自然环境因素所致，是为了保民；就主观原因而言，是盘庚认为上帝要殷人迁都。因而，在当时人们的思想中“秉哲”与“保民”是一回事。周初统治者的王朝兴衰论认为，商朝灭亡的社会原因在于纣王的残暴，置民水火，不保民；而其统治倾覆的根本原因，是上帝降下灾祸，是上天“命吉凶”、“命历年”。这在周诰中反映的很明显。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殷周思想中，“保民”是“敬天”的附属行为，“敬天”是第一位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