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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敬天保民思想则与之前的思想有所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内容： 第一，“惟命不于常”。所谓命，就是天命，即上天授命之意，“惟命不于常”的含义是：上天所授与的大命是不固定的，上天并不永远保佑某一个王朝的统治。那么，为什么天命不常呢？周公解释说：我听说古时候殷代那些圣王们，敬奉天命，爱护小民，勤于政事，因此，得到了上天的保佑，但是，后来殷的嗣王却“酣身厥命，罔显于民，”放纵使酒，引起了民众的怨恨，殷王的荒政被上天知道了，所以天降丧于殷，商王朝的统治者受到了天的惩罚。 关于周人所以灭商的原因，周公也解释为天命估助。周公说：我们的先王周文王，明德慎罚，不欺侮鳏寡孤独的百姓，关怀小民，勤于政事，文王的德政被上帝知道了，上帝十分高兴，就命令文王灭掉了殷王朝。周公认为，不仅周灭商的历史是这样，历史上的商人灭夏也是如此，夏王朝的灭亡，就是因为“有夏不适逸”，（《尚书多士》）即夏人不节制自己的放纵行为，天便废除了夏朝的大命，命令商朝的先祖成汤消灭了夏朝。 周公“惟命不于常”的思想，是历史上的思想家第一次对于朝代更替，政治兴亡做的解释；它一方面论证了周人灭商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提出了顺从天命，巩固周王朝统治的问题。 第二，“天畏忱，民情大可见。”（《尚书康诰》）这句话的意思是：上天是可怕的，它是否真诚地保佑你，要从民情中体现出来。周公把民情看作是反映天命的镜子，认为社会政治的得与失，要从民情中去体察，“人无干水鉴，当于民鉴。”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说，周公认为天命是可知的，并且把天命系于人事，主张从人事中去体察天命，实际上是虚于天命，重于人事，虽然周公并没有否认天命的存在，但又不人为地把天命神秘化，这是中国古代天命观的一个长足的进步。 第三，敬从天命，怀保小民。由于天命不常，上天只是估助那些有德的人，而天的意志又要从民情中反映出来，因此，周公主张敬从天命，怀保小民，从而，使周王朝永远得到天的佑助。 在敬天与保民二者之间，周公认为，关键在于保民，只有怀保小民，才能得到天的佑助，所以，保民是敬从天命的根本途径。 敬天保民，在实际上就是实行开明的政治统治。统治者在政治上实行开明统治，最首要的一点就是统治者不可恣意妄为，周公曾经反复告诫群臣、弟子，不能贪图安逸，沉湎于田猎、游玩，必须勤于国事，弟子，统治者应该注意体察民情，要知道“稼穑之艰难”，要知道民众是如何生活的。 周公的敬天保民思想，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首先，周公用“民情可见”的观点解释天命，天命在逻辑上是可知的，这标志着人们认识水平的进步，在对待天命的态度上，周公主张既要敬从天命，又不能盲目的依赖天命，甚至明确地提出“天不可信，我道惟宁”，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发展路向。其次，敬天保民的思想核心是保民，这标志着这一时期统治阶级对于民众的力量已经有所认识，在敬天保民的思想的指导下，西周初期实行，实行了社会秩序的稳定。敬天保民思想奠定了周代初期政治发展的理论基础。 而为了实现“保民”，统治者自己要注意“明德”。统治者是实施政治的主体，其自身行为十分重要。人们把统治者的政治行为称为“德”。殷卜辞中已经有了“若德”、“元德”、“不德”、“改德”的提法；《盘庚篇》中“德”也具有道德价值的界分。好的政治行为被称为“施德”、“积德”、“用德”、“敷德”，不好的政治行为被称为“荒德”、“含德”、“非德”、“爽德”。可见，虽然殷人重视天命，在政治中也注意弃恶向善，从人事方面作努力。周王国建立后，周人更强调“明德”。从周诰十三篇看，周初“德”观念与殷代相比无大变异，只是作了更大规模的阐发。从具体内容看，有“酒德”、“先王之德”、“宁王之德”、“古人之德”、“民德”、“凶德”、“桀德”等，“德”多与具体行为相关，既可以是善，也可以是恶。 为了实现“保民”，统治者还要注意“慎罚”。在观念上，周公把“慎罚”视为德的一项基本内容。在刑罚与德的关系上，他认为德是根本，刑罚是辅助。民众是实施政治的客体，为了治民，罚必不可少。但如何掌握罚的尺度，却是文明初期政治活动的一大课题。殷人残酷而重罚，这是周人声讨殷人统治的一大罪状。从《盘庚篇》看，在商代，德已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和道德概念。并可以将德的基本含义概括为四点：1、恪守天命，遵顺先王为德。《盘庚上》讲：“非予自荒兹德。”意思是我敬天尊祖，无失德之处。2、政治上用旧人为德，盘庚讲：“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求新。”“予亦不敢动用非德。”3、唯上是听为德。4、勤劳从事亦为德。“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商王盘庚百般教诲臣民要慎于行，克己从严，不要触犯刑罚，“予其懋简相尔，念敬我众”。对敢于触刑者，严惩不贷：“无有远迩，用罪伐厥死”，还要斩草除根“无遗育”。由此观之，殷人有教有罚，并非残酷的、暴虐的政治。周初总结经验，进一步明确提出“慎罚”，主张“义刑义杀”。这个“义”，不是仁义，而是掌握程度，当杀则杀。具体说，要依据成典用刑；用刑要注意犯罪者的态度，有罪知改者轻罚，知过不改者重罚；用刑之心要出于善，不可肆虐；置人死命，应慎重从事。对现代人来说，“罚”是一种纯粹的政治行为；而在周代，“罚”也体现上天的意志。所谓“我乃明致天罚”、“我则致天之罚”（《尚书·多方》），正是明显反映。 周公“明德慎罚”思想的主要内容是： “明德慎罚”思想与“以德配天”说是相辅相成的。为了使天命不再转移，周公主张德刑并用，崇尚德政，谨慎地使用刑罚，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思想。 所谓“明德”，就是要求统治者加强自我克制，实行德治，不可贪图安逸，要严于律己，勤政修德，绝不可骄奢淫逸。当然，周公提出“明德”，并不是由于心地仁慈，而是为了长久地维持其统治，是从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的。 所谓“慎罚”，是指统治者要谨慎用刑，不得滥杀无辜。其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对罪犯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要求区分过失和故意；惯犯和偶犯。对于故意犯和惯犯，小罪也应处重刑；对于过失犯和偶犯，大罪也可以减刑。第二、反对族株连坐，主张罪止一身。反对殷商的“罪人以族”和滥施族刑，强调“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只惩罚本人。第三、反对乱罚无罪杀无辜。第四、刑罚要适中。主张用“中罚”，就是用刑“不过”，又无“不及”，要刑当其罪。这些思想，在当时世界刑法史上是罕见的，对后世的立法和司法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商代西周时期是中国政治思想产生、形成的重要时期。随着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产生了萌芽时期的政治思想。与春秋战国以后的政治思想相比，商代西周时期的政治思想尚未建立起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一些十分重要的范畴已经在这一时期提出来了，如周公根据周初的形势修正了传统的天命观，提出了德的思想；主张按照德的要求，敬天、敬祖、明德、保民、慎罚，处理好统治者与民、与天的关系，以上得天助，下得民和，最终确保周朝统治的长期延续。西周时期的“明德慎罚”、“敬天保民”思想对于尔后的政治思想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春秋战国以后儒家的民本思想，是西周时期的“保民”思想的逻辑发展。 这种思想的产生，在重大的社会变革之后，一般都要产生，这是中国政治家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是成功与失败的鉴定，汉朝初年有过对亡秦的总结，唐朝初年李世民、魏征等人总结过隋亡的经验，明朝初年朱元璋总结了元朝灭亡的经验，这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宝库中的珍品，对于今天仍有其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得人心者得天下，但只着重看前一个朝代的失误，而不能全面来整合历史，就是其局限所在。我们要引以为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之发扬光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