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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凌俊峰 即便是不读《史记》的人，都知道司马迁的撰史旨趣，就是那句名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十五个字读起来真是荡气回肠，颇具开天辟地之气势。司马迁在自己的著作中尽力去与这一旨趣贴合，如果想要真正懂得《史记》，知道它的创作过程还不足够，仅仅知道这十余字恐亦不行，资深的读者应该对这三小句话有必要的体悟与认识。 中国人喜欢谈“天”，有的时候，人们将自己的运气好坏归因于天是否对他加以护佑，帝王们说自己是“天子”，得到了天命以统治中国，传至“千秋万代”；孔子说自己“五十知天命”；《周易》里面说“天”、“地”、“人”是“三才”……总之，古代的中国人认为社会运行的规律是由天掌握的，人世间的灾祸与祥瑞，都是老天爷的意志，国家欣欣向荣，人民幸福安康的时候，天就会降下祥瑞，如果国家混乱，统治者失职，就会有各种各样灾祸出现。当然，这套学说是有一定道理的，举个例子说，一旦天灾出现，大家不能集中精力共渡时艰，那灾祸的破坏力就会无限放大，会有更多人遭殃，“天灾”促成了“人祸”。但后来中国古人们总结出来一套“规律”，说政府错判了案子杀了人会有什么灾祸，统治者不积极理政又会有什么灾祸，这就近乎扯蛋了。 今天我们固然可以确定地说古人迷信，但这套理论，古人相信的还真不少，窦娥冤的故事大家不都知道吗？窦娥说自己是被冤枉杀害的，死前控诉老天爷，要在六月天下鹅毛大雪，此后还要大旱三年，结果故事不就这样演下去了吗？关汉卿认认真真写，演员认认真真演，故事传了几百年，还传的家喻户晓神乎其神，背后支撑这个传说的，其实就是这套理论。  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资料图 图源网络） 我们回头看，司马迁当然也深知这一套理论，至于他相不相信，信到什么程度，这可不好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史记》中有一卷，叫《天官书》，记载的全部是天文现象。司马迁是亲自观察天象的人，并把这些内容记录下来。他说，天上有太阳、月亮、各种星座，反映在人事之上，就是帝王、后妃、文臣、武将等等的区别。他认为天运还能影响国运：“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所以为政者要留心观察天象，一旦出现日食、月食等现象，都是要“摊上大事了”，要出台相应的应对措施。 顺带提一句，中国人对“五百年”这个时间是相当有情结的。二月河写的小说《康熙王朝》拍成了电视剧，片头曲就高唱“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当然，也只有皇帝大人会这么唱，宫里的太监当然不会想“再活五百年”，即使想也没这个资格。 其实这个“五百年”，是《孟子》里的一段话：“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这句话的意思是，从孔子以后已经五百年了，那个王者会是谁呢？孟子如此感慨，其实心中所想就是自己要去做这个王者，当然后人也承认他，给了他很高的评价，这里就不细说了，想了解的自己去看书。 回到主题，司马迁这么说，是因为当时思想环境如此，所有人都这么说，他也不可能像今天的科学家们那样科学地解释天象。不过，他在这么说的同时，对这些学说还是抱有了怀疑。在《天官书》中他就对国运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国君强大，有德则昌，弱小，饰诈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总之，他还是认为政治运行的好不好，是要看“德”和“政”的，去祈祷上天，本身不是什么好办法。  司马迁（资料图 图源网络） 更重要的，他写《伯夷列传》，就很明显地表现出怀疑“天”的态度，当时人们认为天能“赏善罚恶”，但作为有德行的伯夷、叔齐，却饿死在首阳山下；大恶人盗跖，享了一辈子荣华富贵，高寿而终。面对这样的现象，司马迁愤怒的控诉道：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这段精彩的文字就是直接向天道发问的战书，司马迁对“天人”关系的矛盾认识，其中夹杂着太多的个人情感，因为他自己因为李陵之祸，忍受了难以接受的宫刑，心中郁闷的他，故有此叹。 说到这里，司马迁“究天人之际”就择要介绍了一下，估计读者早已有倦意，那就说这么多吧！只是《伯夷列传》写的实在很好，读者一定要去翻翻。 本文为腾讯儒学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