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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来衡量自己的是对祖国的忠诚和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他身上有股顽强的、内在的精神力量，我被他的诚恳和那种灵魂的坦白所感动。 在梁思成的书房中，有一副任公先生手书的李白、杜甫诗句的集联： 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 白鸥没浩荡 万里谁能驯 这是任公先生对儿子的期盼，也是遗训：他希望儿子在做人方面要清清白白，如出水芙蓉般纯洁坦荡；在事业方面不计较个人得失，如白鸥冲破万里波涛般勇猛直前。我曾久久地沉思在这两句遗训中—— 思成走了近四十年了。 从我认识他到1966年，对我来说，他在学术上是那么高不可攀。曾经有人问我：“你对他的‘建筑’懂得多少？”是啊，对他的建筑，我的确不懂。但对我而言，他懂得生活，懂得关心人，懂得尊重人，这就够了。我不认为所有的妻子都要懂得丈夫的专业。 困惑、自省和理性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和营造学社的同仁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去寻找我国仅存的一些古建筑，对它们进行调查测绘。“荜路蓝缕，以启山林”，那是老一辈古建筑工作者艰苦创业的时代。 20世纪50年代初，思成和陈占祥先生共同提出的城市规划方案——“梁陈方案”被否定，“民族形式”遭到批判。为保护北京的古建筑和北京城的总体环境，他和当时北京市的领导人吵得不可开交。那时，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万里谁能驯”的精神，只是这种精神后来渐渐看不到了，他似乎成了“驯服工具”。这是为什么？我找不到答案，后来，我从他的笔记中找到了。自1949年至1966年，他记了近70本笔记，主要记录国家领导人的报告，绝大多数内容讲述了从1949年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条战线上取得的成就。在这日积月累的长期的教育下，他深切感受到祖国正蒸蒸日上和日益富强，这正是他前半生所梦寐以求的。这促使他深信党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从他所从事的建筑专业角度而言，又觉得不能完全协调一致。 在1949年初，他为保护北京这个古老的历史文化名城所做的种种努力都失败了。当时以“对苏联专家分庭抗礼”为由，不允许他再争辩，但是他隐约感到自己和领导之间存在分歧。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他终于对他的学生说出了心里话：“我至今仍认为‘梁陈方案’是正确的，只是在个别小问题上还可以改进。但我不愿意你们再坚持我的主张，这样做对你们没有好处。” 1952年，在全面学苏号召下，他制定的教学计划也被推翻了。1955年，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的批判。尽管如此，他对党的领导没有失去信心，他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虽然自己在组织上入了党，但仍是一个资产阶级学者。他认为这是他长期受资产阶级教育造成的，他决心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改造自己的思想。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全面否定了他的学术思想。作为一个学者，学术思想被全盘否定，就等于宣判他的死刑。他在他的学术思想中苦苦挣扎，最后发出了“如果再让我从头学一遍建筑，也许我还是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哀叹。他第一次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失去了改造思想的希望，也失去了欢乐。 那个令人悲痛的、失去理性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被翻过去了。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多么惊心动魄。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怎么想，谁也抗拒不了这种巨大的力量；不管人们怎样躲避，你都被推到台上来亮一亮相。 在这样的岁月里，我也经历了从恐惧到悲痛到冷静的过程。我看清了人们，也认清了自己。但令我感到幸福的是，我看到了梁思成的灵魂，看到了我所从未认识到的他那和蔼可亲的另一面——严肃与理性。诚如任公先生教导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精神，不管当时遭到怎样的谩骂和批斗，他都没有动怒。他用来衡量自己的是对祖国的忠诚和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他身上有股顽强的、内在的精神力量，我被他的诚恳和那种灵魂的坦白所感动。在暴戾恐怖的气氛下，我却感到心灵深处的平静。尽管我仍然是那个“反动权威的老婆”，尽管我们已经堕入社会的最底层。但是这一段生活的经历却是我的一笔无价的财富，生活是公平的，你怎样生活就必定会得到怎样的回报，也许这就是佛家说的因果吧。 那时候来向他做外调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都希望得到他们所调查对象的毁灭性的材料，有时甚至挑拨性地启发他怎样写材料。思成的态度永远是实事求是的，不管过去与对方有任何恩怨，他也是如实地反映情况，这是他坚守的原则。我想我也许比任何人都更能感受到他人品中的正直与善良。 [NextPage] 仿佛又一次告别 1972年，思成去世了。我不断思考他一生的功过，我认为，他的那些古建筑调查报告，是我们继续研究古建筑所必不可少的依据。“四人帮”倒台以后，邓小平副总理复出，我给邓副总理写了一封信，要求整理出版梁思成遗著。邓副总理很快将我的信批给有关单位。《梁思成文集》编委会成立了。思成遗著的工作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到1986年才出齐了《梁思成文集》、《清式营造则例》等三本专著。 除了邀请一些专家负责校稿外，我的工作主要是选配文集中所有的图片。我做了多年古建筑的资料工作，虽然还有很多困难，但尚能完成任务。最大的困难在于为《中国雕塑史》配图，中国雕塑史的有关材料是1930年他在东北大学的讲课提纲，只有文字，没有图片，那时候他本人还没有去过云冈及龙门，所以文中所举例子主要来自外国学者的著述及美国博物馆的收藏。天哪！我要到哪里去找这些图片呢？我想起他的好友费正清、费慰梅夫妇，于是写信给费慰梅，告诉她我碰到的困难，慰梅很快就寄来了我需要的美国博物馆馆藏的图片。但是困难又出现了，很多图只注明见（O××图）。这个“O”又是一本什么书呢？我对雕塑完全不懂，终日反复读他的文稿，却仍然一筹莫展。一日，我在字里行间看到“Oswald”字样，我断定“O”必定是“Oswald”的简写。 我去了几个大图书馆，但没有查到我要的书。最后我向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咨询部求救。我向一位老先生说明我的来意，告诉他我要找的书是外国著者写的，但我不知道书名，只知道作者姓名打头的字母是“O”，内容是有关雕塑的。幸运的是，这位老先生居然很快就查到Oswald Siren的名字，并告诉我，著者的中译名叫奥斯瓦尔德·喜龙仁，该书叫《中国雕塑》。他很快从善本书库中将书调出。我对照书稿写的内容一看，果然不错。那时候我激动得只知道不停表达谢意——正是图书馆工作者几十年勤勤恳恳的工作积累下来的丰富知识和经验，才能轻而易举地帮助我解决了难题。 我还要特别感谢4位不知名的朋友。他们是云冈、龙门、南京栖霞寺、甪直保圣寺的工作人员。正是他们帮我收集到了我需要的雕塑图片，而且是无偿服务。 《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出版更是感人，费慰梅为此书在美国的出版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她两次从波士顿飞到北京与我商讨出版事宜，在出版过程中，我与慰梅书信不断。我只能用中文给她写信，她只能用英文给我回信，我们在大洋两岸，抱着英汉字典和汉英字典交换意见。该书终于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并获得了全美出版物一等奖。 在纪念梁思成一百周年诞辰之际，清华大学与建工出版社决定出版《梁思成全集》，于是我从1997年开始重新整理梁思成的文稿，这是梁思成去世后我第二次通读他的作品。在各界人士的努力下，《梁思成全集》九卷顺利出版。但这九卷中缺少了两篇重要文章，一是《山西应县佛宫寺辽释迦木塔》，另一篇是《半个人的世界》。《半个人的世界》是他1946年至1947年赴美考察建筑教育后回来作所的一个有关教育的讲话，虽是一篇短文，却简明扼要地反映了他理工与人文相结合的教育思想。 应县木塔是世界上木结构建筑中最高的一个构筑物，其重要性可想而知。《山西应县佛宫寺辽释迦木塔》是他1933年与莫宗江同去应县测绘的，1935年又去补测了一次，因结构复杂，直到1936年才完成调查报告，送印刷厂后因抗日战争而未能出版，稿子也丢失了。这也是《梁思成全集》第九卷中一个极大的遗憾。2006年，意外地在中国文物研究中心发现了《山西应县佛宫寺辽释迦木塔》的誊写稿，虽不是思成的亲笔，但我断定这就是当年送印刷厂的那份稿子。由于战争，印刷厂在关闭时已把稿子退回营造学社（当时梁已去后方）。只是，随文稿送去的60多张插图及100多张照片却不知去向，仅在文物研究中心资料室找到了30多张插图，其他只能用梁思成、莫宗江二人当年的原始测稿来补充。由于测稿在抗战期间被污水泡过，字迹难以辨认，我带着这些图往返于清华大学和中国图片社之间，凭借图片社专家们丰富的经验，通过不断耐心地试验，终于将图纸恢复到可以辨认的程度。此后，在建工出版社的努力下，《应县木塔》收入《梁思成全集》，《梁思成全集》第十卷在2007年出版。 与此同时，我又整理出版了梁思成未完成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图解》及学社《未完成的测绘图》等。 在完成以上工作之后，日夜困扰我的就是怎样实现他写《中国雕塑史》的夙愿了。他对雕塑有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但是他没有来得及“将这些知识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他的学生”。我不停翻阅他的著述中有关雕塑的描绘：云冈石窟早期的巨大佛像面目无精神，到后期有了表现慈祥、微笑着的胁侍菩萨；龙门石窟有身材苗条的小佛及大卢舍那像，先生描写过大卢舍那像绝对沉静的坐姿，面部表现出一种内神均平无倚之境界，是宗教信仰的结晶；大同薄伽教藏殿中那合掌露齿微笑的胁侍菩萨是极难见到的；还有四川大足石刻的大量雕塑……我越看越感到这些内容丰富，可惜他没能把这些美好的东西写出来，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损失。我想，如果能把他所有的文章中有关雕塑的论述整理出来，也许对读者会有所帮助。2009年，我终于把有关雕塑的图文整理完毕——这也许是我为思成整理的最后一本书了。我感到十分轻松，但也十分惆怅，仿佛我又在和他告别。 [NextPage] 几十年后我才读懂了他 2009年中国科学院准备为我国20世纪卓有贡献的科学家出一套小传，每位传主只限一万两千字，为思成写传的任务又落到我的头上。为科学家写传我可连想都没想过，何况要浓缩在一万两千字内。我不能泛泛地谈他是个建筑学家，这谁都知道；也不能泛泛地说他办了两个建筑系。我想我必须回答他是怎样成为一个建筑史学家的，他是什么时候读懂了《营造法式》这本“天书”的，他的城市规划理论及建筑教育思想有什么特色，他为什么能成为古建筑保护的先驱？这一系列的问题我必须回答。于是我又第三次通读了他的著作，我又走进他的世界与他同在。 当梁思成第一次调查独乐寺时，他已开始注意到一些构造做法与明清建筑的不同。在调查正定隆兴寺转轮藏殿及摩尼殿的构造时，开始投入了极大的关注。据日本学者的考证，转轮藏殿是明清建筑，但是思成经过对转轮藏殿的仔细研究，认为转轮藏殿应建于元代以前。后经过考证，果然是宋代辽的建筑。摩尼殿虽然没有文献记载，但梁思成从摩尼殿四面出抱厦的做法肯定它是宋代建筑。为什么他能准确地判断古建筑的建筑年代？这与他经常研究各时代的书法、绘画、雕塑、陶瓷器皿有密切的关系，这些艺术作品中包含着各时代的信息。所以他常说，调查古建筑要有敏锐的时代感。 这次我再读他的大同古建调查报告时，重新看到了他治学的内在精神和他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他把独乐寺、广济寺、隆兴寺及大同上下华严寺、善化寺等这批宋辽时期的建筑，从整体到细部反复地做了详尽的分析比较。当时佛光寺大殿尚未被发现，他只能借鉴敦煌壁画及日本奈良唐招提寺金堂等古建来了解唐代卉建的做法。他的《大同古建调查报告》长达22万字，通过这份报告，可以看出他已吃透了宋辽时期的建筑并已读懂了《营造法式》这本“天书”。经过对云冈石窟的调查，他又从散落在个别石窟中的屋顶、斗拱、阑额、柱、栏杆、踏步、藻井等零星建筑构件中得出了“中国建筑在两千年前已形成了结构上的独立性，并一直保持下来形成了中国建筑的特点”的观点。为什么思成能得出这个结论？因为他在西方建筑史上下过工夫，所以能对东西方的建筑体系格外敏感。我认为，1933年通过对古建、石窟的调查，他已基本理清了我国建筑的历史源流及发展脉络，但他没有急于成书，他还要通过更多的古建调查来验证他的推断。 1937年，他们发现了唐代建筑佛光寺。抗日战争后，他们又对西南地区的古建筑做了较全面的调查，研究了四川的汉阙及大量的唐宋摩崖雕刻，更填补了唐代建筑实物之不足。梁思成也由此证实了他对中国建筑发展的观点。 1942年，他开始动手撰写《中国建筑史》及《营造法式注释》。我认为，正是因为他正确的研究方法、刻苦的钻研、对东西方建筑的谙熟、广泛掌握的外围知识以及他个人的智慧，才使其有条件成为了《中国建筑史》的第一撰稿人。这时的他作为一个真正伟大的学者的形象，才实实在在而真切地矗立在我心里。 1946年，他赴美考察、讲学，回国后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他没有照搬美国的教学大纲，而是从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对建筑科学研究对象全面认识，并对建筑学科发展方向进行把握，从而对传统建筑教育的课程作了全面的取舍、增设。这是他作为一个教育家的成功之处，也使他的建筑思想明显超越于大多数同辈建筑学家。从历史的角度看，他对北京市的规划、对古建筑保护乃至对全人类宝贵文化遗产的保护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过去人们称他为古建筑专家、建筑教育家、城市规划学家，而我认为，他首先是一个历史学家。 没有想到，对他的认识——对我最亲近的人的认识，竟长达几十年。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我才终于读懂了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