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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遍注众经 自成一家 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后，儒家学说统治了整个政治思想领域。虽然也有今古文等流派之争，那也是统治学术界的儒家学派的内部之争。到了东汉末年，郑玄的学说占了统治地位。随着历史的进程，社会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三国的格局，促使人们的思想更加活跃，如何治理好国家，成为每一个有头脑的人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担任了散骑侍郎职务的王肃，也深知儒家学说的影响力，要治理国家，就要借助儒学经典的力量。所以，他面对日见衰微的经学，力排众说，采纳各派合理的部分，先后为《尚书》、《诗经》、《论语》、《三礼》、《左传》等经典作注，又整理其父王朗所作的《易传》。他的注经，不取一家，又有自己的见解，所以在学术界影响很大。过去有人说他乱了“家法”，其实这正是王肃能够兼容并包，博采众说之长的优点。不久，司马氏集团当政。因为王肃的女儿在太和五年（231年）嫁给了晋文帝司马昭，借这势力，王肃所注众经，都被列为学官，至此，也就确立了王学的官方学术地位。朝廷势力的支持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更重要的是王肃的学说已经系统化，它涉及到政治思想很多方面，而且适应了新的形势需要，所以，王肃的学说在学术界本身已确立了他的重要地位。朝廷因为“兵乱以来，经学废绝，后生进取，不由典漠，岂训导未洽，将进用者不以德显乎？”（《三国志·魏志·明市纪》）统治者也迫切需要培养人才，统一思想。已具重要地位，而且有一定影响的王学立于学官也就势所必然了。 魏甘露元年（256年），曹魏大权早已落入司马氏之手，徒有天子之名的高贵乡公曹髦，还想挽回颓势。四月雨辰，他到太学向诸生询问经义，其中问到《书·尧典》中“稽古”一词的解释。曹髦本来是主张郑学的，认为尧是效法天的。结果博士庾峻用王肃的观点来回答，认为应该是“尧顺考古道而行之”，即尧效法的是前世治国之道。曹髦又引孔子“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来反驳，认为尧的美德在于效法天意。庚峻则以“奉遵师说”为由把曹髦挡回去了（事见《三国志·魏志·三少帝纪》）。这不仅说明王学在学术界的影响，而且对经典的解释也可看出思想政治的差异，皇帝固然强调“天意”，要大家顺天意，拥护他这个皇帝，而儒生中接受了王肃的思想，强调的是“古道”，要效法前世治国之道、一重天，一重人，已见明显差别。 三、伪造圣言 以抒己志 王肃不仅在经典的注释上与郑学针锋相对，并取得官方学术地位。同时，为了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思想观点，也为他的思想确立理论根据，他借“圣人”孔子及其子孙之口，集录和伪造先秦孔子言论为《孔子家语》，又伪造《孔丛子》、《圣证论》。这些言论虽然大多出自前人之书，但也可从他的选择之中看出他的用心。看似抄录，却有不少改动，也有许多他自己的话。如他在《孔家语·始诛》引用《荀子·宥坐》中的话说“上失其道，而杀其下，理也。”原文本作“上失之，下杀之，其可乎？”略改几字，足见其用心。又如《贤君》中引用《说苑·政理》：“善为刑罚，则圣人自来。”他改为“崇道贵德，则圣人自来。”这就把自己崇道贵德的思想塞进去了。过去人们对他这个做法是很不以为然的，一个高明的学者何必作伪呢？其实，仔细考察他伪造的书，就可以看出他的苦心：用圣人的话来立论，是儒家经典地位尊崇形式下的一种手段；是借圣人之口说自己想说的话。他在《孔子家语》《孔丛子》中，从各个不同角度来论述治国思想、方法，以及用人等重大问题。而在尊崇孔子儒学的名义下，把道家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包含进去，成为新时代新思想的融合体，这也是王肃在学术上压倒郑玄，能够列于学官的重要原因之一。它反映出经学向玄学过渡的时代思想特色。 王肃除了注释经典，伪造《孔子家语》、《孔丛子》之外，他在政治生涯中，还针对时事，频频向统治者建议，又表现出儒家入佳的积极态度。他对朝廷的典制、郊祀、宗庙、丧纪、轻重等治理国家的重大问题，写了百多篇论文阐述自己的看法。可惜这些文章今天已不能完全看到。但从《三国志·魏志·王肃传》及《孔子家语》、《孔丛子》中，还可以了解王肃的思想梗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