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一个“学者型官员”，他无疑是这一群体中最璀璨耀眼的明星之一。他是明朝第一个获准从祀孔庙供后人祭拜的贤哲，在明朝二百七十余年的历史长河中，自他之后能尊享这一崇高礼遇的也仅有王守仁、陈献章、胡居仁等四人。他的著述《读书录》，被列入当时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的诵习教材，世人尊他为“薛夫子”。他以一个“醇儒”的身份进入国家最高决策机关———内阁参预机务。在学问上，他清修笃学，自成一派，堪称一代之宗；在为官上，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廉洁自守，亦是难得的典范。 他就是明朝著名儒臣薛瑄。 耿介孤高 一身傲骨 薛瑄步入仕途可以说是一个偶然。 虽然早在少年时代，薛瑄即崭露出他的过人才质，不仅过目成诵，且十二岁就能诗善赋，涉足理学后更以全副精力投入学问的钻研，但对于科举之学，他却浑然不感兴趣。在他看来，“道之不明，科举之学害之也。”由此之故，他自然不准备为利禄而损节操。然而，朝廷规定，作为一县教育长官的教谕如果不能培养出在科考上有所成就的生员将受到重罚，而时任鄢陵县教谕的薛瑄父亲薛贞正面临这样的困局，才学在身的薛瑄当然不能眼睁睁看着父亲遭受重谪，走上考场也就成了他的不二之选。通过科举，薛瑄的真才实学从一个侧面得到验证，不仅在乡试中轻松摘取全省第一，更在次年高中进士。 不过， 一个无心仕途的人被推入官场，他在官场的表现注定会有些“另类”，但这也并不妨碍他日后的建树。对于这样一个少年成名的高才，想不引人注目都难。进京为官的薛瑄，很快引起了他人的留意，而对薛瑄给予特别关注的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内阁“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 三杨私下想见一见这个青年才俊，派人邀请，薛瑄却推托不往，他的理由是“职司弹事，岂敢私谒公卿？ ”阐明自己是负责弹劾纠察的官员，不合适私底下拜见你们。知道薛瑄不肯来见，“三杨嗟叹焉。” 试想，堂堂一品大员竟召见不来一个新上任的七品御史，这事放谁脸上恐怕都搁不住，所幸三杨个个器度非凡，宰相肚里能撑船，他们不但没有为难薛瑄，反对他更为赏识器重。 正统初年，薛瑄在吏部尚书郭琎的举荐下出任山东提学佥事。当时，宦官王振因受英宗宠幸，权势日盛，及至后来竟悍然摘下明太祖挂在宫门上那块禁止宦官干预政事的铁牌，堂而皇之地干预朝政，大作威福，三杨也奈何他不得。有一次王振问首辅大学士杨士奇：“我的同乡中，谁可以大用？ ”杨士奇推荐了同为山西人的薛瑄。王振随即将薛瑄召回京城担任正四品的大理寺左少卿。 薛瑄到京任职后并不去拜见王振，王振觉得奇怪，还专门到内阁过问此事。王振知吏部主事李贤与薛瑄交情甚厚， 便派他传话，“令致己意，且言振素问之”。没想薛瑄却不领情，他正色说：“拜爵公朝，谢恩私室，吾不为也。”弄得王振很没面子。后来众官在东阁议事，王振一来百官皆跪，只有薛瑄一人长揖不拜。王振上前作揖，薛瑄亦无加礼。王振哪有三杨器度，他嘴上不说，心里却对这个“不知好歹”的同乡恨之入骨。 景泰初年， 权宦金英奉命出使南京，离开时当地大小官员设宴为金英饯行，只有时任南京大理寺卿的薛瑄一人不肯前往送行。金英颇有雅量， 回京后反向众人夸赞薛瑄：“南京好官，惟薛卿耳！ ” 薛瑄不畏权势的傲骨底气从何而来？ 金英所说“南京好官只有一个薛瑄”或可成为一个注脚。正因他是一个好官，所以无须仰人鼻息，攀结权贵兴许能够飞黄腾达，但好官眼里显然看淡人情送往甚至官阶大小，为百姓谋实事办好事才是其志向所在。此外，是他的正直品性使然。薛瑄的浩然正气正是来自于他日常的正己修身和官场自律，心底无私气则正，气正则不失枉直。 公慈明刚 勤政爱民 薛瑄自走上从政之路后，心里始终装着百姓，他非常重视民情民意，这从他的“为官心得”《从政录》中所记“为政通下情为急”，“做官者于愚夫愚妇，皆当敬以临之，不可忽也”，“爱民而民不亲者，皆爱之未至也”等可映现出他的民本思想。显然，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般做的。 自正统六年（1441）八月履职大理寺左少卿起，薛瑄长期在大理寺任职。大理寺执掌刑狱案件审理，据《明史?职官志》载，“大理寺之设，为慎刑也。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会审，初审，刑部、都察院为主，复审，本寺为主。”也就是说，大理寺肩负当时法律上的最后一道防线。 正因为职责的特殊性与关键性，牵系公平正义，关乎错案冤情，薛瑄不敢有丝毫懈怠，在此岗位上，他叮嘱自己并告诫后人“为官者切不可厌烦恶事，坐视民之冤抑一切不理，曰：‘我务省事’，则民不得其死者多矣，可不戒哉！ ”有了这样的主导思想，薛瑄执法时可谓一丝不苟，严控冤假错案在他眼皮底下发生。 所谓“来事不怕事”，正统八年（1443年）发生的一起案件，对“不怕事”的薛瑄来说无疑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当时有一个武官病死，他的小妾颇有姿色，王振侄儿王山想将她占为己有，武官妻子不同意。在王山授意下，小妾于是诬告妻毒其夫，武官妻随即被拘入都察院审讯。在右都御史王文的亲自提审下，武官妻迫压成招。该案报大理寺复核时，薛瑄辨出冤情，多次驳回。王文为了讨好王振，反诬薛瑄及参与复查此案的左、右少卿贺祖嗣、顾惟敬等犯下“故出人罪”（指量刑时故意开脱或减轻罪行），王振也觉得报复薛瑄的时机到了，遂唆使御史弹劾薛瑄受贿，在“莫须有”的罪名成立后，薛瑄等人均被逮捕入狱，薛瑄被判死刑。当人们都为薛瑄命悬一线而为他担忧时， 薛瑄却神态自若， 怡然不改颜色地说：“辨冤获咎，死何愧哉！ ” 等到快要行刑时，王振家有一老仆也是山西人，有一天忽然在灶旁流泪。王振见了觉得奇怪， 便问他何故落泪。老仆说：“闻薛夫子将刑，故泣耳。”王振又问：“若何以知有薛夫子？”老仆回答：“乡人也。”然后老仆详细讲述乡民间流传的有关薛瑄的种种事迹。史书记载，“振大感动”。后经兵部侍郎王伟等上疏申救，薛瑄得以免死。 与其说王振老仆救了薛瑄一命，不如说是他平时积累的民心民德救了他自己。什么东西无脚可以走四方，是老百姓的口碑。正是他一以贯之的爱民情怀，成就了老百姓的口口相传。 长期的执法生涯，锤炼了薛瑄坚毅的品格，也使他总结出作为一个法官，治狱有四大要领，即：公、慈、明、刚———“公则不偏，慈则不刻，明则能照，刚则能断。”薛瑄努力践行着他的公慈明刚， 诚心诚意为百姓谋福祉，辨冤屈。 景泰四年（1453年），薛瑄出任大理寺“一把手”大理寺卿。景泰五年三月，江、淮一带发大水，苏州闹饥荒，当地饥民因向富户贷粮不成，便纵火焚烧富户的房屋。景帝派阁臣王文前往巡视赈济，王文逮捕了二百多名闹事的饥民，为夸大功劳，王文诬称饥民“谋逆”。谋逆即是死罪，薛瑄接案后“力辨其诬”，王文见薛瑄坏了自己的功劳，愤愤不平：“此老倔强犹昔。”后经廷臣会审勘实，最终只将其中为首闹事的16人法办， 其余全部释放。仅此一举，薛瑄便挽救了一百多条鲜活的生命，再次验证了他“视民如伤，当铭诸心”的为官箴言。 “明断见于民谣，辨诬不避权要”，当百姓利益与权要政绩相冲突时， 薛瑄毫不犹豫地选择与百姓拧成一股绳。他不是在标新立异，他是在实践他做官的信念，即“为政以爱人为本”。他执法如山且不吝个人安危敢于为民请命，缘于他博大的胸怀和对正义的满腔热忱。薛瑄以“一个人战斗”的姿态，为那个风雨如晦的时代注入了一丝难能可贵的亮色。 清正自律 “廉”为世范 考上进士入仕京城，在很多人看来是可遇不可求的事， 但薛瑄似乎并不这么认为。他曾以唐人韦应物的诗句“自惭居崇处，未睹斯民康”自省，为自己身为京官而不能深入一线基层访察民情、体味百姓冷暖而感愧疚，按他自己的表述是“惕然有警于心云”。也就是说，在京官岗位上他一刻不敢苟安偷闲，而是铆足干劲随时以应不时之需。 机会终于来了。 宣德三年（1428年），40岁的薛瑄获任都察院广东道监察御史，出监湖广银场。湖广银场位于湘西沅州， 银场是银矿的矿场，是制造货币的源头所在。由此，薛瑄出任的这一官职也难免被人视为“肥差”。都察院的同僚们在向薛瑄表示祝贺之余，也以前人警句“此乡多宝玉，慎莫厌清贫”提醒他，薛瑄“每不忘其规戒之厚”。 薛瑄到沅州就任后，在寓所的照壁上题诗明志：“有雪松还劲，无鱼水自清。沅州银似海，岂敢忘清贫。”以此表明自己防腐拒贪、贫不移志的信心和决心。在沅州3年间，他惩治贪官污吏，废除积久的弊政，没少为当地百姓办实事好事， 据《薛文清公年谱》载：“（薛瑄）在沅凡三年余，所至多惠政。首黜贪墨，正风俗，罢采金宿蠹，沅民大悦。”对于这样一个为民办实事的好官，老百姓又岂会无动于衷。薛瑄期满离任时，当地百姓感其恩惠，在虎溪山为他立生祠以供。而薛瑄显然也很自满于来时不系一物，去时两袖清风，颇为自得地吟出“莫言白笔（古时七品以上官吏都以白色毛笔代发簪， 此处代称自己）南征久，赢得归囊一物空”。 大凡送礼者，无论是谁，不论其职位多高，在薛瑄面前没有不碰一鼻子灰的。《中州人物考》记载了这么一件事，薛瑄就任南京大理寺卿时，当地众官没人敢和南京守备太监兴安、袁诚二人分庭抗礼，兴安见到薛瑄时就对身边的人说“这就是敢和王振作对头的那个人，有什么可以让他屈服的呢”？ 兴安思来想去想到了送礼，便于端午节时登门送扇，薛瑄以“此朝廷礼，不敢受”为由毫不客气就拒绝了。 久居官场，自然见惯或名或利的迎来送往，使薛瑄对廉政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总结发现“世之廉者有三：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在他看来，“见理明而不妄取，无所为而然，上也；尚名节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则勉强而然，斯又为次也。” 薛瑄独具慧眼把廉政分为三种境界，即自廉、他廉、被廉。而综观薛瑄一生所为，他既不刻意为“名节”而廉，更不因“畏法律保禄位”而廉，他的清廉自守纯粹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妄取，因为不妄取，所以清白立世，“廉”为世范。 无论从哪个角度，官格人品俱为上境的薛瑄无疑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同时也足以让后人所尊仰。正如孟森《明史讲义》所说“文清（薛瑄）殁后百年，吾国共以能从祀为人品之至高，亦悬一人格以为士大夫之标的而已。”如果说以从祀孔庙折射至高人品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特征，那么，他所留下的光明俊伟、清廉正气却永远不会随时光流逝而褪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