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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学智（国际儒联副会长、北京大学教授） 《四书》是主要讲价值的学说，这是《四书》能够成立的重要的原因。《四书》是对于《六经》的一个继承。关于《四书》和《六经》的关系，学术界有很多的讨论，按照朱子的说法，《四书》是对《六经》的一个非常自然的接续。朱子说《六经》非常繁重，《四书》比较简约。学习《六经》就像到田里去割稻子，割下来再舂成米，再经过筛捡、打磨，再做成饭。而学习《四书》就像直接拿米来做饭。从繁重到简约，这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过程。  张学智教授（资料图 图源网络） 这四部典籍，以前人们对它们的重视程度远远没有《四书》成立以后那么强。比如《论语》，在汉代时虽然也比较受重视，但是它的地位不能同五经相比。《孟子》，西汉时也曾经立传记博士，但是很快就罢去了。最后只剩五经博士。《大学》和《中庸》，它们受人重视就更晚。南朝梁代的时候，梁武帝他自己写了一个《中庸解》，这说明在梁代的时候，《中庸》才从《礼记》里面独立出来，单独成书。再如唐代的大思想家李翱，他也非常重视《中庸》，他把《中庸》作为他的复性说的基本前提。《大学》，韩愈非常重视。北宋的一些思想家也比较重视《大学》。《四书》有一个慢慢被发现和被重视的过程。到了北宋二程，他们把《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合在一起，称为《四书》。南宋朱子把四者合在一起作了注。《四书》这个学问，到朱子这里就正式成立了。  二程把《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资料图 图源网络） 《四书》这套学问之所以能成立，就是人们想把经学里面已经表现的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以浓缩的形式特别提出来。朱子以后，特别是到了元朝，元朝明确以朱子的《四书集注》为科举考试的范本。当时的考生不但要背诵《四书》的本文，而且最好还要把朱子的注背下来。元明两代，《四书》是士子家弦户诵之书，读书人必读。《四书》既把《五经》的内容包在里面，又以非常平易的方式把《五经》的内容提揭出来，这就是所谓“五经繁重，四书简易”。朱子和南宋的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吕祖谦合编了一本书——《近思录》，《近思录》里明确提出：学《四书》是学《六经》的阶梯，学《近思录》又是学《四书》的阶梯。因为这个《近思录》把周敦颐、二程、张载再加上朱子自己的注释，将最重要的理学家的思想以语录的形式很简明地编纂出来。所以他说：《近思录》是四子之阶梯，而四子又是六经之阶梯。按照朱子的说法，《四书》不仅包括了六经的一些观点，而且那些最主要的、中华民族赖以成立的最基本的价值都在《四书》里面体现出来。《四书》的重要性还在于它以浓缩的形式把《六经》的内容非常平易地提出来。《四书》的成立有中国学术发展的内在的逻辑。 《四书》之学是一个既提扬儒家的价值观念，又把经学所表现的最基本的义理吸收在里面。它是通过朱子对《四书》的注释表现出来的。朱子自己说他对《四书》下了四十余年的功夫，可以说他终生的力量差不多都用在《四书》上。朱子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学者。他的著作很多，涉猎广博。对于经学、史学，特别是对于理学贡献非常之大。一般认为，在朱子的所有著作里面，最重要的、对后世发生最大影响的，就是《四书章句集注》。朱子自己说：“某于《论》《孟》，四十余年理会，中间逐字称等，不教偏些子。学者将注处宜仔细看。”他的意思是说他自己对于《论语》、《孟子》下了四十余年功夫，他的注释每一个字都仔细地斟酌、考虑，好像在秤上称过，不让一个字偏离文义，所以学者应该仔细看这些注释。他又说：“解说圣贤之言，要义理相接去，如水相接去，则水流不碍。”这是当时的口语，意思是说注释孔子、孟子这些圣贤之言，要义理相接。这一点是比较难的，《论语》字句容易理解，但是义理往往不能贯通。注释经书，按照次序注释有时比较容易，但是对整本书加以义理贯通，而且文字接续，文气还要一贯，这是很费功夫的事情。朱子做到了。他又说：“《中庸解》每番看过，不甚有疑。《大学》则一面看，一面疑，未甚惬意，所以改削不已。”意思是说，《中庸》这个书他自己的注解每看过一遍都觉得有疑问的地方不太多。但是《大学》不一样，他一面看，一面对自己的注释发生怀疑，所以他一直改，一直到临死前三天，还在修改《大学》的《诚意》这一章的注解。下了这么多功夫，所以他对自己的注释非常自信。他说：“某《语孟集注》，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又说：“不多一个字，不少一个字。”他的《论语集注》的每一个字就像在秤上称过一样，不让这个字下得不稳，不让它高一些，也不让它低一些。这些都是说他对《四书》的集注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