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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去世后，以七十贤人为代表的孔门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对王道思想从不同层面进行了深化与推进。在理想层面，它主要表现在对禅让制度的推崇以及对大同小康社会的展望；在实践层面，孔门后学特别是曾子学派对孔子的“孝”治思想进行了深化；在心性论层面，孔门后学对对诚的论述、对以情应物的心物关系、对大体小体等问题的探讨，为孟子“性善论”的提出提供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孟子在吸收前人思想的基础上，通过以情论心、以心论性的方式，论证了人性为善的本质。“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圣人与我同类”（《孟子·告子上》）“有为者亦若是”（《孟子·滕文公上》）等命题的提出，使得每个人都有成为圣王的可能，在人性的可能上继承孔子，使得“血统贵族论”被彻底打破，也为尧舜之道伦理秩序化铺平了道路。但现实中为什么人人没有成为尧舜呢？孟子说：“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孟子·梁惠王上》）于是，有此形而上的理论作为基础，如果人人特别是统治阶层将自己本有的仁心推广出去，那么将国家治理好就如翻手掌一样容易。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另外将仁义礼智四端“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孟子·公孙丑上》）。这是孟子认为人在精神上平等的论述。  孟子论述“王道”（资料图 图源网络） 从孟子论述的王道思想来看，他所说的王道思想不仅仅只是一种理念信仰，而是可以实践到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实践的过程，必须要靠在上位的君子的行动。孟子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这种以身作则、上行下效的理念，在儒家看来是一以贯之且自然而然的，也是农业文明的一个重要体现。在孔子思想中就有明确论述：“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大学》说：“上老老，则民兴孝；上长长，则民兴弟；上恤孤，则民不倍。”《中庸》也说：“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待其人然后行”。因此“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中庸》）就成为王道政治不可缺少的部分。 孟子之后到战国末期的荀子这一段时期。经过几百年不断的战争，人们对建立统一国家的呼声越来越高，各种制度设计的思想与理念层出不穷。对处于大变革中的荀子来说，如何巩固王道、使之不坠，则是他头脑中一直思索的问题。从《荀子》一书中我们大体可知：一方面为了能战胜其他流派，他不得不吸收他们的思想，另一方面他不惜反对子思、孟子来维护孔子重塑的王道。荀子在反对孟子的同时，走向了与孟子对王道论证的不同道路。虽然论证方式不同，但是他们在仁义至上的王道理念是一致的。荀子通过对“天人之分”与“性伪之别”的分析论证认为王道理念的推行必须建立在圣人教化的基础上以及礼义制度的保障中。于是，荀子对如何将王道理念落实到现实中做了详细的设计。正如一国国家的君主有“圣君、中君、暴君”等区别，荀子将国家治理的好坏也分为三个等级：一个是实行礼义的王道国家，一个是讲究信用的霸道国家，一个是搞权术阴谋的必然走向灭亡的国家。对于荀子来说，他认为君主在治理国家时采用什么样的治理之道就会走向相应的社会。因此现实社会中，人们必须要效法师儒，从而为王道社会的实现提供相应的理论指导。 以上大体就是先秦时期儒家王道思想的演变过程。由此可知，王道作为一种文化理念，特别是在它的“致曲”过程中，它不是一个固定的、一成不变的静态客体。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状态，亦表现出不同的方式与方法。如王道在孔子那里表现为德政以及对孝道的推崇，在孟子那里则表现为先王之道与仁政，而在荀子那里则表现为礼义及王道的制度化过程。它是一个敞开的、面向未来而永远处于未完成的过程。儒家王道思想在先秦时期传承的过程中，一方面与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的思想相对抗，另一方面也在此对抗中吸收融合诸家的思想。虽然王道在各个时期会呈现出不同的面向，但它那仁义至上的追求却是永恒的。因此这也为后人重新阐释王道的可能性及意义提供了依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