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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郭齐勇（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暨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学院院长） 《国史大纲》是一部简要的中国通史，用大学教科书的体例写成。内容包括自上古三代以迄20世纪中叶之中国历史的演变发展，尤其是经济与社会、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的状况及其相互影响。全书（修订二版）八编46章，共53万字。全书力求通贯，便于读者明嘹治乱盛衰的原因和国家民族生命精神之所寄。  郭齐勇先生（资料图 图源网络） 本书成于艰苦的抗战年代，作者的忧患之情跃然纸上。是书于1940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时洛阳纸贵，成为各大学的历史教科书，风行全国，对学生积极抗战，增强民族凝聚力起了积极作用。1974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修订再版本，到1992年已印行18版，1994年出版第二次修订本。1994年6月北京商务印书馆印制修订二版本，后又多次重印。本书亦收入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之《钱宾四先生全集》。 著者钱穆（1895.7.30－1990.8.30）是著名的国学大师，江苏无锡人，原名恩，字宾四，民元改名穆。先生家世贫苦，幼时丧父，中学毕业即无力求学，以自学名家。原任中小学教师，1930年后执教于高等学府，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华西大学、江南大学等校教授，创办香港新亚书院。其代表著作有：《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政学私言》、《朱子新学案》、《中国学术通义》、《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等。著者毕生著书70余种，约1400万字。著者在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的通论方面，多有创获，尤其在先秦学术史、秦汉史、两汉经学、宋明理学、近世思想史等领域，造诣甚深。 《国史大纲》的《引论》甚为重要，表达了著者的文化观、历史观与方法论。他指出，研究历史，撰写中国通史的目的在于：（1）能将我国民族以往文化演进的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的人们提供所必要的知识。（2）应能在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今中国种种复杂难解的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的人所必备参考。前者在于积极地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的源泉，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于消极地指出民族最近病痛的征候，为改进当前方案所本。这是钱穆撰写此书的主旨。  《国史大纲》 商务印书馆（资料图 图源网络） 钱穆指出，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个任务，在于能在国家民族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中国历史的演进，其基本精神表现在学术思想文化演进上是和平与大同，协调与融化，这与其它民族是不同的。钱穆痛切警告：国人懒于探寻国史真谛，而勇于依据他人之说，因而肆意破坏，轻言改革，则自食其恶果。他反复强调中西文化演进不同，不能简单地用西方历史来套用中国历史，必须肯定不同国家民族之间文化的特殊性、差异性，以及文化价值的相对性。 著者以独特的眼光注意把握时代的变迁，如战国学术思想的变动，秦汉政治制度的变动，三国魏晋社会经济的变动等。有的章，如第六章春秋战国“民间自由学术之兴起”，第八章西汉“统一政府文治之演进”，第十章东汉“士族之新地位”，第十八章“魏晋南北朝之门第”（变相的封建势力），第二十至二十一章关于田制、兵制、宗教思想，第二十三至二十四章关于唐代政治机构与社会情态，第三十二章关于北宋士大夫的自觉与政治革新运动，第三十八至四十章关于唐至明代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等，都非常深入，很有见识。本书著者能由一个问题延伸一两千年，由一点扩大到全面，系统梳理。如田制，能将两晋占田、北魏均田到唐代的租庸调，由租庸调到两税法，合成一个整体。 著者扬弃了近代史学研究中的传统记诵派、革新宣传派和科学考订派，分析了其见弊得失。著者认为，史学不等于技术，不等于历史知识与历史材料，不能纯为一书本文字之学；史学是“人”的史学，不能做号称“客观”的无“人”的历史研究；史学一定要与当身现实相关，但又不能急于联系现实，不是宣传口号与改革现实之工具。他强调对于本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重要性，如果一民族对其以往历史无所了解，缺乏起码的尊重，此必成为无文化的民族，无历史意识与智慧的民族。他主张努力开掘国家民族内部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内在的生机、动力。如果不深切理解国家民族背后的文化精神，则国家可以消失，民族可以离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