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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义礼智顺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则无仁义礼智顺善之心，无仁义礼智顺善之心，谓之小人。故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小雅》曰：“天保定尔，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义礼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则天也。不知所以则天，又焉得为君子乎！这是用《中庸》“天命之谓性”来解释知命，认为人是天之所生，天把仁义礼智赋予人，故人人都有仁义礼智之心；但小人不知命，不能为君子，也就不能保有其仁义礼智之心。仁义礼智就是民之秉懿，就是得自天之所命，人应当依据于天生的仁义礼智之心，效法天。这些思想应当是继承了子思、孟子学派的思想。当然这里把仁义礼智和顺善并列，说明其不完全是孟学的思想，也吸收了其他思想。 再来看东汉儒学的仁说。东汉的王充，批评董仲舒，但他的《论衡》一书中在批评刘子政性阴情阳说时也谈到仁气：“恻隐不忍，仁之气也；卑歉辞让，性之发也，有与接会，故恻隐卑谦，形出于外。谓性在内，不与物接，恐非其实。不论性之善恶，徒议外内阴阳，理难以知。”王充虽然不是儒家，但这种以“恻隐不忍”论仁的提法当然是受了孟子的影响，他的仁气说，也应当说是受孟子一派的影响。也说明，仁与作为实体的气经常脱不开干系，这成为仁学思维的一个特点，换言之，儒学需要气为仁论证、解说仁的作用，甚至显现仁的实体性格。 而以“不忍”论仁也见于《白虎通》： 五性者何？谓仁、义、礼、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爱人也；义者，宜也，断决得中也；礼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独见前闻，不惑于事，见微者也；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故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五气以为常，仁、义、礼、智、信是也。六情者，何谓也？喜、怒、哀、乐、爱、恶谓六情，所以扶成五性。《白虎通》对仁的定义是“仁者，不忍也，施生爱人也”，也同样可看到孟子的影响。说明汉儒确实更关注仁是从什么感情发出来的，而不是把仁仅仅看作一种道德行为。同时这里肯定仁和义礼智信为人“得五气以为常”，认为仁义礼智信五常来源于天之五气，在这种提法中仁也是与气连结着的。  《白虎通》（资料图 图源网络） 《白虎通》还说：“食马者三百余人皆曰：‘吾君仁而爱人，不可不死。’还击晋之左格右，免缪公之死。”此处的爱人即是爱民。 经所以有五何？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人情有五性，怀五常，不能自成，是以圣人像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五经》何谓？谓《易》、《尚书》、《诗》、《礼》、《春秋》也？《礼解》曰：“温柔宽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词比事，《春秋》教也。”这里的说法与礼记经解不同。温柔敦厚为诗教，则应当以《诗》对应于仁，却又说《乐经》对应仁，二说已自不同。此外，这里讲五性、五常，但五性与五常是什么关系，并未说清。如果五性是仁义礼智信，五常也是仁义礼智信，五气又是什么？ 现在来看扬雄的《法言》：“道、德、仁、义、礼，譬诸身乎？夫道以导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义以宜之，礼以体之，天也。合则浑，离则散，一人而兼统四体者，其身全乎！”《法言》以道德与仁义礼并立，也是汉代儒道结合的一种体现，至于以同音字训解字义，并不真正反映字的原初意义，这种声训的手法东汉(典型如《释名》)开始流行，但在西汉也已经使用了。他认为一人之身兼道德仁义礼，才是完全的。天主兼合，故人的德行也应兼和而不离散。“或问：‘君子之柔刚。’曰：‘君子于仁也柔，于义也刚。’”关于仁义对举的规定，汉代已经有不少，扬雄以柔刚论仁义，是个新的说法，这个说法在德性论上比较容易被接受，如上面引礼记说仁是温柔敦厚，仁自然属柔；白虎通说义是决断，则当属刚。“人必先作，然后人名之；先求，然后人与之。人必其自爱也，而后人爱诸；人必其自敬也，而后人敬诸。自爱，仁之至也。自敬，礼之至也。未有不自爱敬而人爱敬之者也。”这也是关于仁的自爱和爱人的辩论，与董仲舒不同，扬雄主张自爱是仁的最大发扬，却不提爱人与仁的联系，明显是受荀子的影响。这与孟子提出的先爱人、先敬人，而后人必爱我必敬我的思想不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