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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是个传承上千年的思想文化系统，历史地讲，后来加入汉儒思想、宋儒思想都不能等同于孔孟的思想。《孝经》里的出现的孔子并不像近现代所形容的是个主张“愚孝”的人。  《孝经》（资料图 图源网络） 以下这段节文出自《孝经》： 儿子听从父亲的命令，可以说是孝吗？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可以说是忠吗？人们误解太深了。孝，不是盲目地“愚孝”，是有是与非的原则的。 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 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儿子听从父亲的命令，可以说是孝吗？ 人们误解太深了。在孔子看来，“父之令”，是不能笼统地一概而论的。其中或善或恶，或对或错，或道义或不道义，均要分而析之，区而别之，不可笼统对待，不可盲目听从。因此孔子感慨系之，觉得曾子疑之深、惑之大，而为之再作解惑。 历史上天子有谏诤之臣七人，即使不行正道，但是还不会失去天下。这就是因为谏诤之臣在起作用，而且还不是一两个臣子，是一个谏诤的团队在集体起作用。诸侯有谏诤之臣五人。有了这些谏臣，即使不行正道，还是不会失去他的诸侯国。诸侯之下的大夫，需要有谏诤之臣三人，即使不行正道，还是不会失去他的家。即使是无道者，因为有了争臣，就可以挽救“失天下”、“亡家国”的悲惨命运。这可以看到谏诤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与价值！士有谏诤的朋友，那么自身就不会离开美好的声誉。父有劝谏的儿子，那么自身就不会陷入不义之中。 面对不合道义的，那么儿子不可以不向父亲劝谏，臣子不可以不向君主劝谏。如果“不争”，那就不是孝子，不是忠臣。面对不道义的，就要劝谏；听从父亲之命令的，又哪里能算是孝呢？ 《论语？里仁》有云：“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就是说对父母不同的意见，可以婉转地批评，不要闹翻了，还是恭敬地操劳，不怨恨。这也是一种进谏的智慧。 孔子不是一个方而不圆的“圣人”，而是一个能方能圆的“圣之时者”。孔子说过：“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虽然“师道尊严”，但是他庄严地宣称，面对着仁，就是对老师也不必谦让。这就是孔子的辩证“师道”观。同样虽然要谨守孝敬孝顺，但是“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这是孔子的辩证的“孝道”观。同时在采用怎样的谏诤方法上，孔子也教人须灵性十足。 孝，不是盲目地“愚孝”，是有“义”、“不义”的问题在的，有“是”与“非”的原则在。孔子还告诉人们，历史的经验是：对当权者的谏诤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越往高层越是需要众多的人来进谏，这是一种必需的监督机制。当权者可能会“无道”，但对于一个天下、国家来说，那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没有“谏诤之臣”。谏诤之臣的重大价值，在于可以挽救“无道”当权者的将要被倾覆、失去的“其天下”、“其国”、“其家”。再降层而言之，有争友，则使士“身不离于令名”。有争子，则使父“身不陷于不义”。在臣、在子这一方，固然要“当不义则争之”；而在当权者这一方，如天子、诸侯、卿大夫，也要接受谏诤，认识到谏诤的重要意义与价值，这是关系到天下、诸侯国、卿大夫之家的存亡大问题。 孔子这里是“执古御今”，我们现代人何尝不可以也来一番“执古御今”的借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