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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是关于人生和社会的学说，对于如何做好自己、建立家庭乃至管理社会，都有自己一套严格的规范和做法。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人生的目的何在？儒家关于人生的目的又是什么？ 儒家关于人生的目的，用四个字来说可以称之为“内圣外王”。用三句话说，就是《大学》所谓“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见《新编诸子集成》第1页。）：“明明德”，即是内圣；“亲民”，属于外王；“止于至善”，是内圣与外王的最终实现。用《中庸》的话说，就是“致中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德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见《新编诸子集成》第18页。） 马一浮先生说：“中则不偏之体，和则顺应之用，皆是吾人自心本具的。”（注：《马一浮集》第一册，第19页。）“不偏之体”，即是明德；“顺应之用”，即是外王。“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即是内圣外王之效验。《论语》说：“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见《新编诸子集成》第156页。）此三达德只是一明德之分疏。明此明德，即是内圣；三德顺用，即是外王。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见《新编诸子集成》第72页。）尽己谓之忠，推己及人谓之恕。尽己，即是内圣；推己及人，即是外王。换句话说，忠即是内圣，恕即是外王。孔子之道，在曾子看来，也只是内圣外王而已。一德可备万行，万行不离一德。约可开博，博可归约，博约不二，体用全该。 说儒家的人生观是内圣外王，恐怕不会有多少异议。争议较大的主要在两大问题上：一是内圣、外王孰轻孰重？二是外王如何界定？笔者以为，内圣外王实为一体两面：内圣形之于外就是外王，外王究之于内就是内圣。内圣，是从体上说；外王，是从用上说。没有无体之用，也没有无用之体。体用不二，本无主次；打成两橛，遂分轻重。汉唐儒学重外王，宋明儒学重内圣，各重一端，遂有汉宋之争。  天人合一，內聖外王，仁民愛物（资料图 图源网络） 现代新儒学焦思劳虑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内圣如何开出外王？这个问题实际上却是一个伪问题。错误的要害在于对“内圣外王”的“王”字之理解囿于俗惑，强分一体两面的“内圣外王”为两体，视“内圣”为一事，“外王”为另一事。 “内圣外王”的“王”字有二义：一为成德之名，一为在位之称。古者必有德而后居位，故在位之称王，亦从其德名之，非以其爵。《说文》：“王，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注：《汉语大字典》，湖北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年，第462页。） 由是言之，则“王”主要为成德之名。马一浮先生说：“古之爵人者，皆以德为差。故爵名者，皆名其人之德也。《仪礼·士冠礼》：‘以官爵人，德之殺也。’《虞书》禹曰：‘智人则哲，能官人。’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严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艾在官。’此言具三德为大夫，具六德为诸侯，具九德乃为天子也。今人不知此义，妄以经籍中所举爵名谓为封建时代统治阶级之泛称，如后世之上尊号，是为目论。”（注：《马一浮集》第一册，第230页。） 《尚书·大禹谟》益曰：“吁！戒哉，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任贤勿贰，去邪勿疑，疑谋勿成，百志惟熙；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无怠无荒，四夷来王。”（注：《白话尚书》，岳麓书社出版社，1990年，第257页。）这段话对于理解儒家的外王观念非常重要。其中有两个关键词值得特别注意：一是“儆戒”，一是“法度”。“儆戒无虞，罔失法度”，就是小心谨慎以防非遏过，先儒非常重视“敬”而反对“偷”。马一浮先生说：“敬只是收放心。”敬则不仅可以将驰求、歆羡、躁妄之心平息下来，而且可以消解散漫、昏沉、怠惰之心。 所以，“敬则自然虚静，敬则自然无欲。”“虚静无欲乃心之本然，敬则返其本然之机也。”（注：《马一浮集》第二册，第819页。）人心只有返其本然，昏昧才能恢复清明，粗杂才能恢复精纯。只有这样，才谈得上穷理、尽心。因此可以说，不敬则不能致知，摄事归理、会物归心，舍敬莫由。《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即因此之故。“四夷来王”，即是《说文》所谓“天下所归往”的意思。儒家所谓“外王”，就是谨守天道法度，存心尽性以感天下归往，一言蔽之曰：“修己以来远人”。此与“违道以干百姓之誉”、“咈百姓以从己之欲”的霸道根本不同。 单以爵位解王，很难对王、霸做出区分，很容易陷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政治逻辑。霸业成就者便是王，霸业失败者便是寇。即使德为圣人，若不能成就霸业，便是外王没有开出。孔子就被看做是内圣开不出外王的第一个实例。从持论者的角度看，内圣不能开出外王确实有其内在的必然性。然而，问题的症结在于，持论者对于王的理解恰恰就是王的反面。圣人不枉道循人，不义之富贵决不妄图，更不可能连横兼并，争夺相杀，殉财死权，驱民赴汤蹈火以成就霸业。 现代新儒家之所以被内圣不能开出外王的问题所困扰，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把西方的科学、民主和富强的物质文明当作了儒家外王的任务。现代新儒家对外王的理解有一个核心，就是“富强”！这种心理与中国的近代历史命运是连在一起的，也与现代新儒家们的人生境界密切相关。冯友兰将人生分成四层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现代新儒家们的人生境界多半在功利境界与道德境界之间，还没有达到纯粹的道德境界，所以他们的富强观基本上是一种功利主义的富强观。而儒家的所谓“内圣外王”恰恰是一种超功利的观念。 现代新儒家们大多有鉴于中国最近几百年的贫弱，深受危、乱、亡之屈辱，又不满西方之精神文明，所以想从传统的内圣中开出现代西方的富强。说到底，是要既享受富强的物质文明，又能安守儒家传统的精神文明。这种人生理想，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是建立在心物二元论的基础上的，并不真知心外无物的道理。虽有危、乱、亡之忧，却不知危、乱、亡皆是自取。所以马一浮先生说：“今人所求之安乐，本是危道；所行之政事，本是乱道；所争之生存，本是亡道。自己造因，自己受果，无论夷夏，皆住颠倒见中，举世不悟，如抱薪救火，负石自沉，智者观之，深可哀愍。”（注：《马一浮集》第二册，第810页。）还说：“今天下之大患，惟在循物肆欲而不知率性循理。此战祸之所由来，不独系于一国家、一民族也。孟子当战国之时，举世言利而独称仁义、道性善，故时人以为迂阔而远于事情。孰知彼所谓‘迂阔’者，乃是切近；彼所谓‘事情’者，乃是虚妄？（彼所谓‘事情’，即纵横家所言‘利害’，如今之‘外交政策’。）”（注：《马一浮集》第二册，第873－874页。） 儒家的人生目的可以说是一个很高的境界，要做到内圣外王，就要率性循理，而不是循物肆欲。率性循理与内圣外王，是因该果海、果彻因源。率性循理，是因，是功夫；内圣外王，是果，是境界。果不离因，境界不离功夫。有是因，方有是果；有是功夫，必有是境界。种豆得豆，种瓜得瓜，因果森严，不可牵强附会。 （作者 邓新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