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熙书法：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论述极多。“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不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士而怀居，不足与为士矣”（《论语·宪问》）、“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大学》）、“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孟子》。悲天悯人，以天下为己任，是中国儒士们始终不渝的道德信念。荀子的“坐于室而见四海，处于今而论久远”（《荀子·解蔽》）表达出儒家由己达人，由内及外，由近及远的强烈愿望。范仲淹将其演变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岳阳楼记》）。把这一愿望具体化了，士大夫无时不忧，无处不忧，无事不忧，明代有一副对联，可以用来说明中国士大夫之“忧心”：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确实如此，上至天，下至人，无不被士大夫们关注：“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贲·彖》）。这是由儒学积极入世的主导原则决定的。天下学问，若论入世，莫过于儒家。孔子本人就是入世楷模，他活在世上七十三年，无一日不奔忙，无一日不操劳，无一日不思考，无一日不学习。孔子的学生多，老师亦多。他看不起游手好闲的人。他教学生六艺，自己首先精通之。孔子所教的每一门功课，都是自己先烂熟于胸，然后才为人师的，据说孔子的驭术无人可及。 有其师必有其徒。中国后来的士大夫从孔子那里汲取了无尽的营养。司马迁就极其崇拜孔子，作《世家》以讴歌其不朽业绩。司马迁受宫刑而不死，坚持写完《史记》，不能不说是受到孔子乐观入世的影响。《史记》杀青之后，司马迁一吐郁闷，神秘消逝，足以证明，司马迁之忍辱，完全是为了苍生，没有丝毫的利己动机。一旦大功告成，他便像一只倔强的飞蛾，毅然扑向火海。 孟子的入世思想比孔子表述得更具体与深刻。 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但孟子不主张等待王者：待文王而后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孟子》）。 孟子还提出了“舍生取义”的最高道德诉求：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 孟子认为，举凡做大事者，必然事先受到老天的种种关照：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 无独有偶，耶稣也有类似思想： 你们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圣经·马太福音》）。有一个人问耶稣：“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都是不能”（《圣经·路加福音》）。 孟耶所言竟有异曲同工之妙！ 司马迁阐释过坎坷与功业的关系：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报任安书》）。 张载将中国士大夫的使命总括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柳宗元被贬谪，每贬到一处，都悉心观察那里的风土人情，写出一篇篇优秀游记，流传至今。 苏东坡一生坎坷，多次被贬谪，其中一次还险些丧命。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不仅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文，而且在杭州的任上还造福于民，修了“苏堤”，其堤至今犹存。 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载：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 中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一个文人，品质再恶，还是要保守文人底线。士大夫共同遵守的“道”往往比个人恩怨更重要。王勃与阎伯屿因文转嗔为喜就是明证。滕王阁遗址，在今南昌市，面临赣江。唐高祖李渊第二十二子滕王元婴任洪州都督时兴建此阁，故名滕王阁。唐高宗李治时，洪州府都督阎伯屿，重新加以修缮。秋日，阎都督在阁上欢宴宾僚，以显示其政德。当时王勃到交趾（今两广一带）省亲，路经此地，参加了这次盛会。那时宴会上风行饮酒赋诗（或作文）。阎都督之婿孟某，事先已暗中将文章作好，佯作即兴。王勃知道后佛然作色，遂当众起草这篇序。据《唐摭言》卷五记载，王勃当时才十四岁。阎都督开始认为一介孺子，无足轻重，所以脸有愠色，王勃开头两句，阎都督认为老生常谈，再听下去，沉吟不语。等听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时，颇为震惊，赞叹道：此天才也，当垂不朽矣！俟王勃读毕，举座哗然，尽欢而散。 文人遭际再险恶，仍保持日月无私照的襟怀。前辈名分再高，也是见才则喜，如欧阳修对暂露头角的苏东坡是也。如果没有一个共同志向与使命不会产生这些佳话。 孔子赋予士大夫以“志”的理念。“志”是需要固守的，正如孔子所说：三军可夺取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论语》）。 荀子明确表明“从道不从君”。程颐则提出服从学问而不服从权力的主张：大人当否，则以道自处，岂肯枉已屈道，承顺于上？（《伊川易传》）这一主张，并非只是说说而已，明朝李贽就彻底地贯彻了。 历史上反对儒家的士大夫，也都是饱读经史的，否则他没有发言权。如刺孔、问孟的王充，提倡功利的陈亮、叶适，反潮流的王夫之，喜笑怒骂的李贽等。中国两千多年历史，除了文字狱，也有自由言说的一面，尽管相对薄弱些。 “忧”是儒家所独有的一个文化范畴。儒家之“忧”非生理之忧，文化之忧也。文化意义上的“忧”特立独行，在调节人，提升人，凝聚民族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作为儒家思想范畴，“忧”滥觞于孔子。面对礼崩乐坏的危局，孔子无一日不忧心忡忡，关注“兴灭国，继绝学，举逸民”这一大事。 孔子之忧超过忧国，忧民，他是忧天下，忧礼崩乐坏，忧传统沦丧，忧文化不知多从，忧他心中积郁多年的崇高理想难以实现。个人之忧影响一个民族，除了孔子，别无他例。 民主、自由不可谓不好，然而自由过了度，人人皆似虎兕出柙，就难以规范社会人伦了。儒家文化正好可以补此不足。儒家之忧，远远超出个人，超出民族，甚至超出国家。 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代表了中国士大夫忧国、忧民、忧天下的胸怀，将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与客体世界联系在一起，生则兼济生民，死则归于大块，他们永远不会产生天下事于我何有哉的想法，也不会产生佛家“叹人世，终难定”的哀叹。中国的儒家士大夫确实是一个优秀的类。这个类的生存动机不是出于自私，而是出于一种崇高的理想。理想高不可及，然而实现理想的方法很具体，每一个士大夫都知道应该怎么做。荣辱得失、黜陟升迁都可以置之不顾，一旦国家有难则心如膏火，独夜自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