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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牟钟鉴  牟钟鉴（资料图 图源网络） 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上，东亚中国、日本、朝鲜、越南形成儒佛道三家的文化圈，维系着东亚文明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其特点是：第一，三家在东亚各国间的传播是和平的纯粹文化性的，没有政治集团的操控，更无军事力量的征服；第二，三家以中华为腹心，又与东亚各国民族文化相结合，具有各自鲜明特色；第三，三家在东亚各国成为社会道德生活三大精神支柱，深刻影响了各自文明的发展；第四，东亚文化圈长期是世界多元文明的高地，虽然国家间因政治而发生过某些摩擦和冲突，但在多数时间里东亚是一个和平与发展的地区，它的礼义文明得到西方启蒙思想家的青睐。 佛教文化圈 佛教圈是东亚最早形成的文化圈，它在唐代走向繁荣。早在公元372年（晋代），佛教即由中国传入朝鲜高句丽王朝；公元552年（南北朝时期），佛教经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钦明天皇朝。唐朝盛世，长安成为佛教中心，名僧云集，日本、朝鲜僧人纷纷前来求法游学，例如，日僧最澄学天台宗，空海学密宗；高丽僧道登学三论宗，神昉学唯识宗。唐玄宗时，新罗王族金乔觉来九华山修法，圆寂后肉身不坏，被视为地藏菩萨的化身，九华山遂成为地藏菩萨的道场。鉴真法师于唐天宝年间六次东渡日本，不顾生命危险，终于成功，创立日本律宗，并带去中华一系列文明成果，开通了中日文化交流宽广之路，被日本人尊称为“日本佛教与日本文化的大恩人”。宋代佛教禅宗、律宗和净土宗流播朝鲜和日本，使法眼宗在高丽王朝盛行，又推动了日本佛教净土真宗、日莲宗的兴起。此后中日朝佛教文化交往连绵不绝，佛教在三国皆拥有众多信众，彼此关系密切，积成深厚友谊，並使佛教在东亚三国的文化繁荣与民俗更新中发挥重要作用。赵朴初居士称佛教为连结中日韩的黄金纽带。早在东汉末，著名学者牟融从苍梧（今广西梧州）奉母至交趾（今越南河内地区）避乱，著《理惑论》，宣扬佛法。唐代及以后，中国僧人由南方赴印度求法，来往途经越南，传播了中国佛教，使越南兴起禅宗，成为佛教主流。 儒学文化圈 儒学传入朝鲜大约在公元前一世纪，先是在高句丽，接着是在百济，尔后是在新罗，主要在教育和道德方面发挥作用。七世纪新罗统一朝鲜，与唐朝友好来往，于首都设立国学传授儒家经典，并建孔庙祀孔，以儒学开科取士。十世纪高丽王朝儒佛并尊互补。十三世纪朱子学传入朝鲜，郑梦周被推为“东方理学之祖”。自1392年李氏王朝建立到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儒学在朝鲜的传播与发展达到鼎盛时期，尊儒抑佛，推崇三纲五常，尊封孔子为素王，儒学成为统治思想长达500年，有官学成均馆，有各地方乡校，儒家伦理与礼仪普及于社会，出现了有“海东朱子”声誉的名儒李退溪。日本占领朝鲜后，儒学衰落，西学进入，但儒学的民间影响仍根深蒂固。儒学东渐日本，以朝鲜为中途，在公元三世纪即有儒典进入。从七世纪始，中日互派使者，开拓了直接交流渠道。十三世纪，宋学传入日本，与禅学同时流行。至江户时代前期，朱子学发达，并形成日本本土若干学派。德川幕府时期，儒学达到鼎盛。江户时代后期，阳明学作为民间儒学与官方朱子学并立。儒学推进了日本政治制度、社会文化建设和学术事业。为了适应日本“大和魂”的武士道精神，日本将中国儒学五伦以孝为首改造为以忠第一，而且强调忠于天皇。二战以后，日本把儒学多用于企业管理以发展儒家资本主义，提出“《论语》加算盘”的经营之道。儒学传入越南并流行大约在秦汉，逐步形成严密的儒学教育网络。1070年首都升龙（今河内）建文庙，祭祀孔子。1075年实行以儒学为标准的科举取士制度，直到二十世纪初才废除。儒学作为越南社会主导精神支柱长达400余年，对于社会进步、道德教育、文化发展起了积极推动作用。儒学传播到东南亚各国的过程中，越南是重要渠道。 道教文化圈 东亚道教文化圈是历史的客观存在，不过由于受老子“道隐无名”虚静精神的影响，再加上道教“杂而多端”及其与各种民间信仰的混然相生，东亚道教文化圈处在或显或隐的状态，既没有儒学文化圈那样的政治強势，也不如佛教文化圈那样的显荣优势，所以它的存在往往被忽略。南京大学孙亦平教授著《东亚道教研究》，该书依据相关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大量参考中日韩学者研究成果，论述了道教以和平方式从中国向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越南半岛传播的历史过程，阐释了道教与朝、日、越诸国民族文化、固有信仰之间的互动，在涵化中产生的变异及出现的新道派特色。朝、日、越诸国的道教在信仰上以得道成仙为核心，以太上老君为教祖，以三清和玉皇为至上神，向往由众多神仙组成的仙界，这都是与中国道教共同的信仰。东亚道教形成以“道”为最高理念、以“尊道贵德”为价值追求的精神文化纽带。同时它们是一体多态的，各自构建本土道派，如朝鲜有花郎道和富有道教色彩的天道教，日本有事鬼道和包含道教要素的各种民间神道，越南有母道教、高台教。东亚道教重视养生修道术，建立道教医药学，遵行敬神的斋醮科仪，其特色文化深刻影响到文学艺术（小说、诗歌、戏曲、建筑、绘画、雕塑、音乐、舞蹈），广泛渗透到民俗生活之中，因而在东亚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它仍然在民间保持着活力，成为东亚人相互聚同的文化质素。 总的来讲，儒佛道在中国自汉末以来相互吸收、渐行渐近。虽然其间发生过摩擦褒贬，但隋唐以后三家合流成为发展大势，在会通创新中相继出现三个理论高峰：佛教的禅学，儒家的道学，道教的内丹学。三家会聚成中华思想高地，把文明的光和热辐射到多民族文化和多样性宗教之中。在东亚地区，三家文化圈也是相向而行，以互补共进为主流，虽然也有时扬此抑彼，但很快就恢复常态，并行互学，彼此借力，共铸东亚文化共同体之魂。由于三家文化的浸润，东亚地区在古代较早进入道德昌盛的状态，走在世界的前列，在近代以前受到欧洲人的敬佩，为启蒙思想家所向往，他们不断从东亚文明中吸取营养，从而推动了欧洲人文主义的兴起。（本文节选自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牟钟鉴参加“亚洲文明交流互鉴北京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会议论文《东亚文化圈的历史经验与智慧在当代文明对话中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