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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良知”阳明在去世前曾说：“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致良知”是阳明一生思想的总结。  致良知 （资料图 图源网络） 王阳明认为，良知是一个贯通天人的概念。其次，阳明所讲的良知，又指“随时知是知非”的道德认知与判断能力，是一个贯通体用的概念。总之，阳明五十岁前后提倡的“致良知”之学，实际上是在早年“心即理”和“知行合一”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也蕴含了“心即理”和“知行合一”的主要理论内容。 正是在兼具“心即理”和“知行合一”的基础上，阳明将良知视作是天地之心、宇宙之心。良知赋予了天地鬼神万物以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是价值意义的创造本源和主宰力量，具有绝对性和根源性。人因为有此良知，就可以和天地宇宙会通，可以充当宇宙天地之心，从而肩负起协理宇宙天地万物的责任。正因为良知如此重要，所以阳明断定：“‘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 良知既是“性与天理”，又是道德认知与判断。因此所谓“致良知”，也就包括两层意思：一是不断地向至善的道德本体的复归，以达到极致；二是以道德认知和判断为依据，加以实行。一方面，良知本体的至善性、绝对性和普遍性为人们的道德践履和成圣成贤的追求提供了内在根据和根本保证。“人胸中各有个圣人”、“人人皆可成尧舜”的道德洞见，能有效促使道德主体挺立，激发道德理想追求。另一方面，又要对良知本体在现实环境中作用流行的相对性、具体性以及致良知过程的无限性保持清醒认识，以防道德主体的自我膨胀、猖狂及虚无。 致良知的第二层基本意思是“依良知而行”。“致”字在这里相当于“行”字，致良知即“行良知”，即依良知而实行。阳明更为强调这一面，他说： 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著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 良知是主宰，是准则。“致良知”说既简易直接又内涵丰富，将阳明的整体哲学思想完满地表述出来了，标志着阳明哲学建构的最终完成。 阳明学的影响与现代意义 阳明学的影响阳明学产生以后，迅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王门弟子分化成为浙中学派、江右学派、泰州学派等，遍布中国十几个省，尤其是在中下层民众中具有极大的影响。因为阳明学“致良知”“知行合一”等主张，摆脱了长期的文字训练和经典阅读，是一种简单直截、当下即是的工夫，所以能够引发中下层老百姓的极大兴趣，直接推动了儒学平民化运动，构成了对官学也就是朱子学的冲击，实际上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 当然，王学在历史上也因此由极盛而衰落。由于后学中有些人流于狂禅，不务实事，无关修养。当然，这也可以说是王学体系中的内在矛盾使然。与古今中外一切思想体系一样，王学体系也有自身自我否定的因素。张祥浩先生认为，身处武宗朝政治黑暗年代的王阳明倡导致良知教，意在从士人内心唤起维护仁义道德的自觉性，因而屡屡强调良知即天理，即准则。这适应了特殊处境下的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精神需要，但这也包含着一种危机，即只强调内心的道德自觉，忽视了纲常伦理的客观准绳与圣人言教的权威性。良知说有忽视客观规范、标准，漠视温凊定省诸礼法仪节的倾向，后来成为言行不检点的人掩饰自己丑行的口实。 另一方面，阳明学对后世影响之深，再没有其他学派可以与之比肩。明亡以后，清代阳明学受到打压，但被誉为“同治中兴名臣”的曾国藩，一生都崇拜阳明、效法阳明。进入近现代，阳明学作为一种平民哲学，被当作反抗压迫、争取平等的思想武器，重新焕发出光彩。譬如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学说，就是由阳明“知行合一”学说发展而来。蒋中正也喜欢阳明学，到台湾后把台北市的草山改名为阳明山。  曾国藩 （资料图 图源网络） 儒学的现当代发展也受惠于阳明心学。现代新儒家大师熊十力先生及其开创的新儒家学派就是例证。近年我们受郭沫若纪念馆委托，整理一批熊十力致郭沫若的信札。在1944年，熊、郭二位先生就围绕阳明展开了讨论。郭沫若继承了阳明学的实行观点，主张“事上磨练”；熊十力则说“事上磨练”固然不错，但必须加上“保任良知”四个字，叫作“保任良知，去向事上磨练”，方能无弊。今天看来，熊先生得到了阳明学的真髓。他自己也说，在他的哲学体系中，仁、诚、本心、本体等范畴，就是阳明所讲的良知。他的学生、现代新儒家第二代的旗帜性人物牟宗三创立的“道德形上学”特别强调良知本体，直接继承了阳明心学的主要内容。 阳明学不只是中国文化的无尽宝藏，而且流传到日本、朝鲜，推进了他们的近代历史进程。阳明四十二岁时，曾在浙江与日本禅僧了庵桂悟会晤。中江藤树最先在日本传播阳明学。大盐平八郎则将张载太虚说与阳明心学结合起来，发展了阳明学，他本人甚至在阳明学鼓舞下，领导了大阪农民和都市贫民的起义，虽因失败而自杀，却发出了倒幕运动的信号。稍后的维新志士如梁川星岩、西乡隆盛、吉田松阴等，都是阳明学的信徒。他们以阳明学为团结下层武士、平民的纽带和行为动力，开展倒幕和维新运动。有学者认为，阳明心学影响了明治维新。冈田武彦先生甚至认为，中国阳明学在明亡以后，“遭到空前激烈的非难”；“然而在日本，阳明学则得到了彻底的发展”。 朝鲜半岛大约在阳明逝世前后就已经了解了阳明学说，有“朝鲜朱子”之誉的李退溪甚至撰写了一部《传习录论辩》，专门驳斥阳明学说。退溪的巨大影响力，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朝鲜阳明学的发展。但他本人却有很明显的心学倾向，甚至提出了与阳明学颇为相通的“心即理”命题。17世纪，郑霞谷潜心研究阳明学，开创了江华学派，一直流传至今。同时，阳明学的实用因子也影响到作为朝鲜民族启蒙思想前兆的实学派学者。实学思潮的重要学者，如李瀷、朴齐家、丁若镛等，无不受阳明学之影响。朝鲜近代实学思潮代表学者朴殷植更是力图通过阳明学实现“儒教求新”的目的，将当时流行的社会进化论与阳明学结合起来，开展了名为“大同教”的宗教运动。所以钱明认为，“阳明学乃是朝鲜实学思潮产生的重要哲学基础”。  李退溪 （资料图 图源网络） 以上简要地介绍了阳明学在东亚传播的情况，实际上也是为了说明，阳明学绝不仅仅属于中国，也绝不仅仅属于古代，恰恰相反，它作为东亚诸国共同的思想资源，在各国近代化进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阳明学的现代意义，其实是由阳明学本身的特质决定的。 它的第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强调人的道德主体性，即道德自由。王阳明对自然万物，都有一种深厚的生命关怀，强调“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他发挥孔子的“仁爱”与孟子的“仁民爱物”思想，认为，天地万物是一个生命整体，虽然人类必须取用动植物，但动植物仍有自身的价值。儒家肯定天地万物皆有内在价值，要求一种普遍的道德关怀。 王阳明的“致良知”，就是把“真诚恻怛”的仁爱之心发挥、扩充、实现出来，去应对万物，使万物各安其位，各遂其性。“致良知”包含着从人性上反思自己，反思人的贪欲、占有欲及人对自然万物自身权利与价值的不尊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过度取用与开发。 阳明学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知行合一。“知”在这里指良知，阳明强调真知真行。阳明学告诉我们，要在日用伦常之间，在礼乐刑政之间，将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发用出来，用来敬老爱亲，用来修身齐家，用来尽伦尽职，为政理事。做一分，就体认一分良知，体认一分良知，就要行一分这个道理。这一点，可以赋予今人实践道德、完善自我的勇气。 阳明的亲身经历也提醒我们，为政之道在于明德、亲民。阳明解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时，特别强调在明明德的基础上亲民。他首先是强调为政者要修身以德，以仁德为核心价值，引导和实现政治的正义。官德不仅仅是一种职业道德，更是人的良知在政府事业上的直接运用。为官不讲官德，就是违背良知。进一步说，亲民就是要以民为本，视百姓为骨肉亲人，尊重民心民意，体察民间疾苦。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阳明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将社会教化、社会治理以及具体的行政手段结合起来，治理了很多难治之地，实现了民不骇政，四方咸宁。阳明的为官之道，对于今天加强干部修养，化解社会矛盾，转变政府职能等，有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