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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子今 江西南昌墎墩汉墓的发掘，出土了等级相当高的随葬文物。许多考古学者和历史学者共同认为，这座墓葬很可能与海昏侯刘贺有关（参王子今《海昏侯墓发掘的意义》，《光明日报》2015年12月16日）。墓主消费生活的高水准，应当是以海昏侯国的经济发展为条件的。刘贺以昌邑王身份入长安即皇帝位后，仅仅二十七天即被废。汉宣帝即位后，推行一系列政策“用章中兴之德”（《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元康三年）三月，诏曰：‘盖闻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亲粲而不殊。其封故昌邑王贺为海昏侯。’”（《汉书·宣帝纪》）刘贺于是移徙江南。海昏侯国有四千户人口，王莽改称“宜生”，或许可以体现当时这里是豫章生态环境条件较好的地方，这里也有进一步实现经济进步的基础。两汉之际，中原人口大规模南流，豫章郡接纳了数量惊人的北方移民。西汉海昏侯国的经营，在豫章地方经济开发史上可能具有先导性的意义。 一 海昏侯：从“废归故国”到“就国豫章” 汉昭帝去世，霍光以“承皇太后诏”名义，迎昌邑王刘贺入长安。据说刘贺“既至，即位，行淫乱”，霍光“遂召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会议未央宫”。霍光首先表态：“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如何？”这一否定刘贺执政合法性的意见得到了“所亲故吏大司农田延年”和车骑将军张安世的支持。群臣“会议未央宫”时，“群臣皆惊鄂失色，莫敢发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离席按剑，以“群臣后应者，臣请剑斩之”相威胁。“光谢曰：‘九卿责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当受难。’于是议者皆叩头，曰：‘万姓之命在于将军，唯大将军令。’”因霍光精心策划，在“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帐中，侍御数百人皆持兵，期门武士陛戟，陈列殿下”的情况下，宣布刘贺罪责，以其“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确定“当废”。皇太后以“诏曰‘可’”的形式批准了霍光的决定。“（霍光）乃即持其手，解脱其玺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马门，群臣随送。王西面拜，曰：‘愚戆不任汉事。’起就乘舆副车。大将军光送至昌邑邸”（《汉书·霍光传》）。霍光的这一系列动作，表现出这位强势权臣的老谋深机，以及他的急切心情和横暴态度。  霍光像（资料图 图源网络） 对于刘贺的处置，太后否决了“群臣奏言”依据“古者废放之人屏于远方，不及以政”的传统，“请徙王贺汉中房陵县”的建议，决定遣返昌邑，“诏归贺昌邑，赐汤沐邑二千户”（《汉书·霍光传》）。《汉书·诸侯王表》的说法是“废归故国，予邑三千户”。太后之诏，似乎显示出对“群臣”视刘贺为“废放之人”的严厉冷酷的迫害方式有所保留的态度。 据《汉书·武五子传·昌邑王刘髆》记载：“废贺归故国，赐汤沐邑二千户，故王家财物皆与贺。及哀王女四人各赐汤沐邑千户。”“国除，为山阳郡。”也就是说，所谓“归故国”之“故国”，仅仅只是一个地域符号而已。“国除”，表明昌邑国已经不复存在。得“赐汤沐邑二千户”或说“予邑三千户”，则体现了太后特别的恩惠。 对行使执政权力并不自信的汉宣帝即位后，“心内忌贺”。元康二年（前64），他密令山阳太守张敞对刘贺予以“谨备”：“遣使者赐山阳太守张敞玺书曰：‘制诏山阳太守：其谨备盗贼，察往来过客。毋下所赐书！’”颜师古注：“密令警察，不欲宣露也。”其措辞也谨慎小心。张敞受命“数遣丞吏行察”，并于“四年九月中”亲自“入视居处状”，用心“动观其意”，详细报告了刘贺的容貌神情言谈心态。由于张敞“条奏贺居处，著其废王之效”，言其“衣服言语跪起，清狂不惠”，汉宣帝“由此知贺不足忌”，以为刘贺并不构成对自己权位的威胁。于是，“其明年春，乃下诏曰：‘盖闻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亲，析而不殊。其封故昌邑王贺为海昏侯，食邑四千户。’侍中卫尉金安上上书言：‘贺天之所弃，陛下至仁，复封为列侯。贺嚚顽放废之人，不宜得奉宗庙朝聘之礼。’奏可。贺就国豫章。”（《汉书·武五子传·昌邑王刘髆》）《汉书·宣帝纪》也有类似记载。 我们注意到，就在刘贺“复封为列侯”的次年，即元康四年（前62），西汉王朝施行了覆盖面较广的“诏复家”的政策。诏令若干在高后、文景及武帝时代因各种原因失去“列侯”地位的功臣后代重新恢复贵族身份。《汉书》卷一五上《王子侯表上》可见一例，《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的记载凡一百二十三例，合计一百二十四例（参王子今《论元康四年“诏复家”事兼及西汉中期长安及诸陵人口构成》，《中日学者论中国古代城市社会》，三秦出版社，2007）。“封故昌邑王贺为海昏侯”，可以理解为汉宣帝表现“骨肉之亲，析而不殊”或说“骨肉之亲，粲而不殊”的“至仁”宣传，同时也是“用章中兴之德”（《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之系列举措的先声。 对于刘贺“复封为列侯”其名号“海昏”，颜师古注：“海昏，豫章之县。”人们会注意到，刘贺由“故王”身份得到“列侯”地位，其实际经济利益由“汤沐邑二千户”（或说“三千户”）增至“食邑四千户”。但是另一方面，他不得不被迫离开父子两代经营三十四年的“故国”，来到比较荒僻的江南“豫章”地方。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古者废放之人屏于远方，不及以政”的传统，在刘贺被废十年之后依然曲折地得以贯彻。 二 说“食邑四千户”“削户三千” 刘贺封“海昏侯”之“海昏”名号，可能有政治象征意义。“昏”，应与霍光指斥“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之“昏乱”有关。而“海”字，很可能与作为自然地理概念的“海”无关。其原本的真实涵义，或许是“晦”（参王子今《“海昏”名义考》，《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2期）。 刘贺“食邑四千户”，可能是当时江南地方最富有的贵族。但同时，他又被看作“天之所弃”的“嚚顽放废之人”，受到地方官员的严密监视。据《汉书·武五子传·昌邑王刘髆》记载：“数年，扬州刺史柯奏贺与故太守卒史孙万世交通，万世问贺：‘前见废时，何不坚守毋出宫，斩大将军，而听人夺玺绶乎？’贺曰：‘然。失之。’万世又以贺且王豫章，不久为列侯。贺曰：‘且然，非所宜言。’有司案验，请逮捕。制曰：‘削户三千。’后薨。”由“后薨”语，可以推知刘贺是在去世前不久受到“削户三千”的处罚的。对于“万世又以贺且王豫章，不久为列侯。贺曰：‘且然……’”，有学者理解为：“万世又说，你何不在豫章称王，不要永远作列侯。刘贺表示将要这样干。”并以为是“谋反的言论”（参王恩田《“大刘记印”与海昏侯墓墓主蠡测》，《中国文物报》2016年1月15日）。此说恐不确。孙万世所谓“贺且王豫章”以及刘贺所谓“且然”，不大可能是说刘贺自己“在豫章称王”，只能是期盼汉宣帝封刘贺为豫章王。在汉宣帝以“至仁”表演“用章中兴之德”的时候，刘贺等产生这种幻想是可能的。 “削户三千”是相当严厉的处罚。史载西汉列侯“削户”事，有《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宜城侯燕安“削户六百”，高昌壮侯董忠“削户千一百”，安远缪侯郑吉“削户三百”，信成侯王定“削百五户”；又《汉书·外戚恩泽侯表》宜春侯王谭“削户五百”；《汉书·文三王传·梁怀王刘揖》梁王刘立“削或千户或五百户，如是者数焉”；《汉书·张延寿传》张勃“削户二百”；《汉书·杜延年传》杜延年“削户二千”；《汉书·张敞传》“劾奏广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户”；《汉书·哀帝纪》及《朱博传》孔乡侯傅晏“削户四分之一”；又《汉书·何武传》成都侯王邑“削千户”等。其中两例所“削”户数无法统计，而梁王刘立与海昏侯亦无可比性，其馀九例合计六千〇五十五户。可知海昏侯“削户三千”是非常严酷的惩治。 以“削户”比例计，傅晏“削户四分之一”，即削户25％。而海昏侯刘贺“食邑四千户”“削户三千”，竟“削”掉了75％。 “削户三千”导致海昏侯国实力的严重削弱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这“三千”户百姓应当随即成为豫章郡行政控制下的编户齐民，豫章海昏地方农耕经济的总体实力并没有削弱。  削户三千（资料图 图源网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