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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杨华  父母在，不远游（资料图 图源网络） 孝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其受重视程度之高、影响社会之深、延续时间之久，为其他民族文化所罕见。 “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狭义的孝道指针对父母的道德行为，而广义的孝道则延及父母之外的长上之亲。孔门弟子有若说，孝悌是“为仁之本”，在诸多伦理道德中，孝道是最基本的。儒家认为，孝可以使人们之间互相亲爱。而相互亲爱的族群，道德底线明确，统治者易于驾驭：“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孝道总体上有利于社会和国家的安定。无论是国家危难，还是天下承平，统治者选择贤臣良将的路径大都是“求忠臣于孝子之门”。 孝道不因身份高低贵贱而有所差异，凡天下之人，同此一德。汉朝皇帝，自惠帝开始，都在其谥号前加上“孝”字，如孝惠帝、孝武帝之类。按照唐人颜师古的说法，其原因便是“孝子善述父之志”。东汉时期，察举科目中有“孝廉”之目。历代皇帝都重视尊老、养老，都号称“以孝治天下”。皇帝常常亲授《孝经》，唐玄宗李隆基便亲自注解《孝经》。《二十五史》中，因“称孝”而名世、进身的官吏、学者、武将、乡绅不胜枚举。而在民间，孝已相沿成俗，到元代，郭居敬将前代著名的孝行故事加以精选，编成著名的《二十四孝》，后人又在此基础上插图，形成《二十四孝图》。它对七百年来的中国民间社会影响尤为深巨。 围绕孝道，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礼仪规范和法律制度形成互为支撑的完整体系。如果说，礼制中的尊老、孝亲行为来自远古的民间习俗，来自儒家的道德推扬，那么相关法律条文则是硬性约束，不容有违，它是孝道实行的强制保障。今以汉唐时期法律中对“不孝”罪行的惩处为例来加以说明。  善父母为孝（资料图 图源网络） 实际上，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不孝”罪。周初分封康叔于卫时，周公就对其弟弟康叔说：“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孔子也曾经说过：“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对于不孝这种“大乱之道”，当然要归之于罪，治之以刑。所以，《周礼·大司徒》所载“以乡八刑纠万民”的“八刑”中，首刑即“不孝之刑”。 孟子曾列举战国时期“不孝”的一些具体表现，“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秦汉以降，国家立法便将这些“不孝”内容具体化、法典化。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朝法律简文中，有不少对于“不孝”行为的定罪，据之可见当时法律对孝道的维护。例如，睡虎地秦简《封诊式》（案例汇编）中，专门有“告子”一案，就是普通士伍控告其子“不孝”的案例： 爰书：某里士伍甲告曰：“甲亲子同里士伍丙不孝，谒杀，敢告。”即令令史己往执。令史己爰书：与牢隶臣某执丙，得某室。丞某讯丙，辞曰：“甲亲子，诚不孝甲所，无它坐罪。”  孝道（资料图 图源网络） 控告亲子对自己“不孝”，官府必须派人前往捉拿（“往执”），经过审问定罪后要处死（“谒杀”）。那么哪些属于“不孝”呢？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贼律》： 子贼杀伤父母，奴婢贼杀伤主、主父母妻子，皆枭其首市。 子牧杀父母，殴詈泰父母、父母、假大母、主母、后母，及父母告子不孝，皆弃市。 贼杀伤父母，牧杀父母，殴詈父母，父母告子不孝，其妻子为收者，皆锢，令毋得以爵偿、免除及赎。 可见，杀害、“牧杀”（未遂）、殴打、詈骂长辈（包括父母、祖父母、继祖母、女主人）都属于“不孝”，凡是父母告子“不孝”罪成立，都要治以死罪（“弃市”）。罪犯的妻、子都受到连坐，且不能以爵位、金钱等赎免。 《二年律令·户律》记载了分家之后，孙子与祖父母同居时对其孝养不敬的处罚条款： 孙为户，与大父母居，养之不善，令孙且外居，令大父母居其室，食其田，使其奴婢，勿贸卖。孙死，其母而代为户，令毋敢遂（逐）夫父母及入赘，及道外取其子财。 若孙子对祖父母赡养不善，将会被强制驱逐，由祖父母据有其田宅和奴婢。有学者认为，这就是《唐律》及后代其他法律中把对祖父母、父母“供养有缺”定为“不孝”罪的源头。 关于老人控告子女“不孝”，还有一些细节规定。比如，云梦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规定： 免老告人以为不孝，谒杀。当三环（宥）之不？不当环（宥），亟执勿失。 这是说，达到60岁或65岁以上的老人控告子女不孝，必须立即受理，拘执不孝之子。而相同的控告，到了汉初，关于是否立即受理，则有不同规定。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贼律》规定：“年七十以上告子不孝，必三环之。三环之各不同日而尚告，乃听之。”也就是说，必须经过不同日期的三次反复控告，才准予立案。 对于“不孝”罪的教唆犯，张家山汉简也有惩处规定：“教人不孝，黥为城旦舂。”（《贼律》）《奏谳书》对之作了更详细的说明：“教人不孝，次不孝之律。不孝者弃市，弃市之次，黥为城旦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