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元现代性”抑或“现代性中的多元”？ 那么，到底是多元现代性，还是现代性中的多元？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如果接受多元现代性，那对现代性的解构力度就很大；如果认为现代性中是有多元倾向的，那基本上还是接受从西方发展出来的现代性。我对这个问题考虑了相当长的时间。我在日本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后曾经问过丹尼尔·贝尔，西方之外有没有现代主义？他的回答非常有意思，他说当然有，有无数的可能，但是每一种可能都是灾难性的。他所想到的和亨廷顿想到的是一样的，儒家的权威主义、裙带关系、没有透明度、官商勾结和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只有西方所代表的，欧美所代表的现代性，才是可以持续的现代性。但是像亨廷顿他们所提出的观点，在西方学术界不少学者看来，也是非常狭隘而且非常肤浅的提法。应该作深层地思考，像比较文化学者艾森斯塔特，他们的讨论就比较细致。艾森斯塔特认为，反现代性还是属于现代性，都离不开现代性，它的范围非常大。我当时提出“多元现代性”有这样一个考虑，我认为西方之外，有东亚现代性，它是从日本和“四小龙”开始的，当然，今天的中国特别是沿海一带也包括在内，但它们的现代性与西方所表现的文化形式不一样，与西方的现代性不是一根而发的，也就是说，现代化的过程中有不同的文化形式。这中间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就是现代性中的传统问题。儒家传统在东亚传统中是多元多样的，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的儒家传统不同，东亚现代性中的儒家传统也是多元多样的，它们塑造了现代性，它把整个传统改造了，传统对现代性不是限定，而是一种创造。 1980年代，很多人认为大西洋的力量逐渐要被太平洋所取代，并提出21世纪是太平洋的世纪、亚洲的世纪，甚至是中国的世纪。季羡林先生也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要从西到东了。我基本上不能接受这样的观点，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也有些学者，像庞朴提出，要想超越美国单边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的观点，就应该强调世界地缘政治应是鼎立的态势。现在世界上存在三极，就像一个鼎一样，就比较稳了。哪三极呢？就是北美，东亚和欧盟。我说，如果印度起来了，那我们就四极吧，俄罗斯也站起来了。高盛公司的一位经济学家最先提出BRICs——金砖四国，第一个就是B，Brazil，是巴西，也就是拉美。你说伊斯兰世界就一定起不来？现在我们认为非洲一无是处，但是50年以后非洲会成为什么样？这些都很难说，所以我们称之为多元现代性。对这个观点，很多学者认为过分乐观，不现实，是理想乃至空想。譬如国内也很少有学者愿意接受多元理性化的观点，就是说，现代性可能有多元的倾向。这个值得考虑，这和我要对启蒙进行反思是一样的，假如有这种可能，将来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儒家传统和东亚的现代性有什么关系？韦伯的命题实际上非常简单，他所说的是根源性的问题，是讲发生学的，即某一现象是怎么来的？另外，这个东西出来以后，通过模仿，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发展。他特别提到中国，但同时他写了一个注，注里面说日本绝不可能。他说日本绝不可能，这当然是错误的。他认为如果中国学了西方，即可发展它自己的模式，还有其他的地方也一样，对此他不是很乐观，特别是对全球化的文明的冲突。彼得·伯格（P。Berger）说，面对现代性，发展中国家的反应共有四种。一种是真正的抗拒，伊斯兰国家就是代表；一种是全盘的接受，中国就是一个代表；一种是共存；最好就是融合。其实中国都有，是和平共存，像辜鸿铭。辜鸿铭在马来西亚长大，17岁才学中文。他以前在爱丁堡，跟英国最重要的史学家卡莱尔念过书，他英文是最典雅的，是西方文化培养出来的，但他又有长辫子，且用英文来批评西方，他对西方有强烈的批评。也有全盘接受的，大概钱玄同可以作为代表。但是也有努力使它融合的。“新儒学”就是这样，我们讲儒学的现代转化就是这个意思。  现代性（资料图 图源网络） 有很多从西方发展出来的价值，比如人权，已经成为普世价值，但是在东亚乃至亚洲社会发展出来的，也可能是普世价值，儒学就是一个例子，虽然是否能成功尚不知道。如果要进一步发展，就应该有一种平等互惠的对话，或者叫核心价值的对话。这种对话现在已经开始了，但还需要经过相当长的努力，因为我们之间的差距太大，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的积累。现在我们的工作是迎头赶上。西方最好的价值与儒家思想是可以对话的。比如说西方对自由的重视，但也必须重视正义，伊斯兰世界就以为正义比自由更重要。西方对理性很重视，但他们所强调的只是工具理性。也不能忽视对同情、恻隐之心、慈悲的重视；讲权利、人权，还有责任的问题、个人的尊严以及社会的和谐。因此，有很多对话的空间。最好的价值，不是把它们摆在一起就是最好的，它们之间的矛盾往往是非常尖锐的，比如自由和平等的价值就有冲突，如何共同考虑而能消解尖锐的矛盾，这是很难的课题。所以，如果所强调的只是工具理性而不是沟通理性，那就太片面了。沟通理性是已经软化的理性，而真正的理性是没有同情感的，如果要照这样走下去，就会碰到很大的困难。有些西方学者认为自由是唯一需要推动的，但后来他们发现，自由不是可以涵盖一切的，还必须有责任。假如一个跨国公司的总裁没有任何善心，他是可以把整个社会弄得一塌糊涂的。 转自丨“民间儒学心灯”微信公众号（ID：minjianruxue）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