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新纲常：探讨中国社会的道德根基》由四川人民出版社精心出版，该书为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何怀宏的忧国之作。 出于对民族发展的关切立场，作者何怀宏一直苦心思索“目前的中国文化传统，正处在较大变动的前夕，这一大变动的最终结果将会是什么？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并对此忧虑与希望并存。 为了寻找出路，他对传统的三纲赋予新的涵义：民为政纲、义为人纲、生为物纲，又对五常重新定义，将之分为两部分：五常伦，即五种经常性的需要人来处理的社会关系；五常德，即人应当具有的五种持久性的德性。 通过这样的阐释，作者希望一种温和而坚定的中道力量能够兴起且成为稳固的主流，如此，观点的差异乃至比较极端的观点对立也就不足惧，而且是必要的。而他本人也希望本书的探讨能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尽一点力量，甚至进而言之，成为未来长治久安的社会之道德根基的一个可供选择的设想。  何怀宏 作者：何怀宏，北京大学教授、《沉思录》译者、著名学者。其著作《良心论》被学界认为“对传统哲学所做的工作是有突破性的”，于1998年11月获首届正则思想学术奖。《契约伦理与社会正义》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珍重生命》获1998年全国青少年读物一等奖。《世袭社会及其解体》和《选举社会及其终结》对中国近三千年传统社会的历史提出了一种新的系统解释，在学界产生震动，被季羡林先生称之为是“非常精彩的书”。 内容节选： 引言 本书是要探讨“中国社会”的道德根基，当代中国社会是我关注的中心。今天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有几千年自身独立演进的文化传统的社会，又是一个必不可免的卷入现代世界，近年更主动走向现代化、取得经济佳绩的社会。因其是有悠久历史文化的社会，作为一种必要的传承，所以以昔日“纲常”为名来重建社会的道德基础；因其是必不可免、且正在大步走向现代的社会，所以提出“新”的“纲常”。“纲常”之必要与内容的论证大半来自社会本身，即社会本身的存续与发展之所需；而“纲常”之“新”意则主要来自现代社会，即来自时代的要求。 继之要说明的是：本书要探讨的是社会的“道德根基”。这隐含了一个观念的前提，即认为一个稳定发展的社会的基础一定要是合乎道德或合乎正义的。而这里说“根基”而不简单地说“基础”，还有一层意思是指我还希望探寻和传承中国社会道德基础的文化之“根”，要让时代的道德要求也接上我们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并让本来就包含在这传统中的持久普遍的道德原则与理由更加彰显。总之，这个社会的主要政治、法律和经济等方面的主要制度一定是要有某种道德理据的，而不管这种理据是否能够被人们全都自觉地认识到。正是这种道德性提供了政治合法性的依据，正是人们认为这一社会是合乎或基本合乎道德的信念，才能使人们有意愿去维护和支持这个社会。而如果人们相当广泛地认为这一社会严重不合乎正义，或者基本不合乎道德，改革乃至革命的时候就将来临。 这一“社会的道德根基”的主要内容是指道德的基本原则规范、正义的基本原则规范。但我在这里不说“原则规范”而说“根基”，是因为它还包括了能够支持这些原则规范的价值信仰和德性的内容。另外，作为社会“根基”的道德原则规范，和它的“理据”也是有所不同的，前者是说明一种地位，后者则是要证明原则之所以成立的“理由”。本书不是以后者为主题的，但是也涉及对原则的论证，这种论证主要是基于社会，是指社会需要这些道德原则作为“根基”，如此，社会才能存在、延续和发展。[1] 本书的确是尝试从一种道德体系的角度来构建这一社会的“道德根基”，即力求完整和周延地阐述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原则、价值信仰和实践途径，但它无论如何还只是一种探讨，甚至只是一种构想。还可以有其他的系统探讨，只是作者的确深信，不管表述和论点有何不同，本书所阐述的一些基本要素会同样存在于各种各样合理的探讨之中的。 第二章 为什么提新纲常 我们可以极其简略地追溯一下旧纲常正式形成以后的历史过程：因纠“秦制”及战国以来的社会风俗而“更化”、结合以儒家为主要代表的“周文”而形成的“汉制”—其社会伦理的核心即三纲五常—成为后来两千多年的传统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基本范型。由于重视了德行文化，加强了社会的上下流动，西汉的人才相当可观，地方政治也富有活力。虽然有两汉之间的大动乱，但刘秀借助人们对西汉的记忆和正统的力量，重新出来恢复了汉家王朝，使四百余年的两汉成为秦以后中国历史上最长久的一姓王朝。东汉一朝也甚砥砺名节，用顾亭林的话说，这也是东汉后期虽然多庸主乃至昏君，但却还能多年不坠的一个原因。[1]后来则又是国家分裂，鼎立而三，暴力权谋盛行，俨然就像回到了“战国”。继又“禅让”闹剧屡演，以致有的统治者都不好再以“忠”为标榜，而称“以孝立国”。在西晋的短暂统一之后又是长期的分裂和战乱，地方世族力量大大上升，在东晋又俨然像是一段“小春秋”时代。 在近三百年的动荡分离之后，隋朝重新统一了中国，却又如秦不久即灭。唐朝的辉煌时期几可与汉比肩，科举制度也于此时稳固地确立，但后来陷入了藩镇割据。五代十国之后，北宋的建立可以说是历代王朝更迭中最为“顺取”、几乎兵不血刃的一次，而它也可以说相当的“顺守”，君臣关系比较和平，有时甚至还有亦师亦友的意味，君主对违逆或不顺主意的大臣也不予诛杀而一般只是流放，只是由于价值观等问题，其武力乃至国力并不强劲，而此时又遇到了北方强邻的崛起。但是，后来的南宋在北方强敌的压迫下竟又维持了一百五十年，也可说有被前朝德风流泽之因。君主集权在明太祖时期可以说达到了最高峰，他在战火中夺得政权之后又屡次大杀功臣，永久罢弃相位，并撤除了对明确主张“民贵君轻”的孟子的祭祀。明朝君主且常常在朝会时廷杖大臣。然而，严苛的暴政并未带来官场和社会风俗的改良，相反，有明一代，尤其是到明末，社会风气变得相当放纵和松弛。最后是清人入关，迅速夺得了天下，且有过康乾盛世。 中国到19世纪中叶却遇到了以前从未遇到过的，不仅武器工具上强有力，而且具有制度与文化优势的西方列强，但清朝能在如此压力下抗衡（也包括通过改革变法来抗衡）七十年也属不易，最后它的结束也像它的取胜，辛亥革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迅速结束了，并且没有像以前多数改朝换代那样连年战火，伏尸百万，这也算是中国的幸事。而在这两千多年的历史过程中，传统“纲常”并没有因为社会分裂动乱、政治改朝换代而泯灭，被人们忘记，相反，却是一次次被重申，被视作国本，而它也的确起到了长期维系中国社会与文明的中坚作用，直到近代遇到西方的全面挑战，在历经百年种种新思想的刺激之下，更重要的是，在社会发生了根本变迁的情况之下，今天看来它却必须将经历一次浴火重生、推陈出新的大历练。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