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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中国的“王道” 众所周知，“王道”一词始见于《尚书·洪范》：“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这是从殷纣王的囚室里刚刚被解放出来的箕子在回答周武王向他咨询循天理以治天下的道理时说的话，是他所理想的由一个君王统领众多诸侯国的原则和方针。可能这时“王道”两字还没有形成为一个固定的词语，所以汉唐经学家解之为“先王之道路”或“先王所立之道”(见郑玄注及孔颖达疏)。所谓“先王”一般是指夏、商、周。到孟子说“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时，“王道”已经有了特定时代的特定内涵，即指往古王者以仁义统领诸国之道。三代是一统的，王是最高统帅。孟子的时代周王早已被边缘化，天下群雄并争，人民颠沛离散，饿殍塞路，孟子认为急需一个能够“朝诸侯，有天下”的王者出现，以恢复三代一统而安定的局面。而达到“王”的途径，就是“王道”，也就是对内实行仁政，悦近而来远。通观其游说诸侯时所有宣传“王道”的论述，最为典型的是对齐宣王所说的“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无以，则王乎？”和“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均见于《孟子·梁惠王上》)这和他所说的“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是同样的意思。在孟子那里，第一次把“王”和“霸”相对而提，例如他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公孙丑上》)。延至荀子，不但有“王夺之人，霸夺之与，强夺之地”(《荀子·王制》)、“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天论》)等关于“王者”之法的论述，而且其书有《王霸》一篇，专论“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的道理，目的也是希望在诸侯中能够出现“一天下”的王者。 其实，孔子的仁政理想和伦理学说，在“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思想中，最终也是指向处理好国与国的关系，实现天下一统。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里说鉴于“政由五伯(霸)，诸侯恣行，淫侈不轨”，于是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 迨及汉世，天下早已统一，“王道”所指有了很大变化，所以当汉元帝(时为太子)向其父亲宣帝提出应启用儒家时，得到的却是“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的斥责，甚至差点因此而丢掉继承皇位的资格(《汉书·元帝纪》)。不管是宣帝还是元帝，他们所说的霸、王之道，已经与战国时指国与国关系不同，纯然是指在一个大一统帝国内的施政问题了。借用“王道”概念以表达对朝廷施行仁政的期望，恐怕已经是当时的惯例。例如刘向在《新序·善谋》中就说:“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礼义。” 此后，魏晋六朝、隋唐，或因天下动乱，或由国祚短暂，或以其时儒学不兴，关于王、霸之说不彰。直到南宋朱熹与陈亮就王霸、义利问题进行持久(二人书信往还近十一年)而激烈的争论，王、霸问题才尖锐地提到士人面前。这就是陈亮所说的“自孟、荀论义利、王霸，汉唐诸儒未能深明其说；本朝伊洛诸公辨析天理人欲，而王霸、义利之说于是大明。”(《陈亮集》，《甲辰复朱元晦书》)他在这里所说的“大明”，应该是指经程、朱辨析，王、霸与义、利相对应的关系明确了。 陈亮门人芦偘的一段话似乎可以概括朱、陈之争的实质:“当乾道、淳熙间，朱、张、吕、陆四君子皆谈性命而辟功利，学者各守其师说，截然不可犯。陈同甫(亮)崛起其旁，独不以为然。且谓‘性命之微，子贡不得而闻，吾夫子(案，指孔子)所罕言，后生小子与之谈之不置，殆多乎哉。禹无功，何以成六府？(案，指“五行”和“谷”)《乾》无利，何以具四德？(案，指元、亨、利、贞)如之何其可废也。于是推孔孟之志、《六经》之旨、诸子百家分析聚散之故，然后知圣贤经理世故与三才并立而不废者，皆皇帝王霸之大略。明白简大，坦然易行。”(《宋元学案·龙川学案》) 陈亮认为程门谓“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已经不能使人心服；后之学者(实指朱熹)进而谓“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更与历史事实不符。他批评：“诸儒自处者曰义曰王，汉、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头自如此说，一头自如彼做；说得虽甚好，做得亦不恶，如此却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如亮之说，却是直上直下，只有一个头颅做得成耳。”(《甲辰复朱元晦书》)“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终于百事不理而已。”(《送吴允成序》)朱熹则批评他说：“同父(亮)在利欲胶漆盆中。”“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上，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朱子语类》卷123)陈亮之所以据史实而言义利双行、王霸并用，是鉴于当时国力衰弱，北国南逼，认为空谈性理误国，应该提倡“以经制言事功”(黄宗羲语，见《龙川学案》序录)。因此其所言“王霸”是与义和利、理和欲、道和器，乃至内圣和外王相对应的概念；而其所谓“利”并非一己过分之利欲，而主要是指“无一念不在斯民”(《策、萧、曹、丙、魏、房、杜、姚、宋何以独名于汉唐》)之利。他的学说 在程朱之学被视为正统之时，“遂为世所忌”(《龙川学案》黄百家按语)，“无不大声排之”(全祖望《陈同甫论》，转引自《龙川学案》附录)。但是，对后世却影响至巨，不但在当时培养了一批重事功的学者，而且影响了浙东等地区的世风，即使明末清初“实学派”中执牛耳者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其实已经远绍龙川的精神和学说了。如果我们把浙东一带现今民营企业格外发达的情况放到历史背景中考察，恐怕也和永康、永嘉学说的影响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从一个侧面证明朱、陈之所谓“王”与“霸”，实已离其原旨益远。而若“王”、“霸”离开了孟荀原意，和义利、理欲以及道器结合起来，其实从来就不是截然二分互不关涉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