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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梁启超逃亡时 李鸿章对梁家照顾有周

http://www.newdu.com 2017-12-06 合肥在线-合肥晚报 newdu 参加讨论

    
    梁启超(资料图)
    梁启超是旧时代的士大夫,是新时代的启蒙者,他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9月28日上午,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主办、合肥晚报等媒体支持的新安读书论坛继续在合肥大剧院开讲,文化批评家解玺璋做客新安读书论坛,带来了题为《梁启超与新民说》的讲座,受到众多历史爱好者的追捧。
    出身贫寒却心系国家
    “很高兴与大家分享梁启超的心得体会,这一上台就有些紧张,如果讲得不好还请大家多担待。”解玺璋的开场白与他的人一样,谦逊和蔼又不失风度,随即便引来一阵热烈的掌声。
    既然说到梁启超,自然要先介绍一番。“梁启超1873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遗憾的是他只活到了56岁,如果再给梁启超十年时间,那些没办法完成的事情或许都可以实现,当然,他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也许到那时他又会有新的想法和办不完的事情。”解玺璋首先说到了梁启超的家庭背景,他认为很多人对他的家庭背景理解有误。“梁启超的老家广东新会县的茶坑村,是南国边上的一个小村落,梁家虽然在村里比较富裕,但也不过是一般的耕读之家,默默无闻。”在解玺璋看来,梁启超不过是农家子弟,家庭条件十分一般。“梁启超父亲从祖父那里继承了七八亩田地,他父亲后来办了一个私塾,才勉强能维持家里的生活。”戊戌变法之后,梁启超逃亡日本。此时,李鸿章任广东总督,对康梁遭遇很是同情,对梁家算是照顾有周。
    “他这样一个家庭,对他的成长非常有影响,跟康有为不一样。”解玺璋说,康有为出身官宦之家,带给他的是非常强的自信感,康有为曾说过,“我所有的东西,30岁前就确定下来了。”而梁启超从小培养出来的是不断往前走、往前追求、与时俱进的性格。“梁启超15岁中秀才,17岁中举,和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给了他一种紧迫感。”解玺璋说,很多人认为梁启超善变,但他有一条是始终不变的,他希望这个国家好。“当时中国一直处于内忧外患的局面,民族的危亡让梁启超深受刺激。不管用什么方式,只要能够让这个国家好,他就服谁,他就接受别人的主张,因此,我们应该从根本上来看待梁启超这个人物。”
    梁启超文笔具有“魔力”
    解玺璋是学新闻出身,却对梁启超这位历史人物情有独钟。
    梁启超最早与康有为一起在家乡办学,两人的办学理念吸引了大批有志于改变现状的进步青年,孙中山就是其中的一个。后来孙中山在日本继续他的革命生涯,决定在日本成立一所学校,着力培养革命人才,他想到了康有为与梁启超。“可是孙中山手下懂教育的人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甚至也很少,所以他要求助于康有为,他给康有为写过信,联系过这件事。当时梁启超正在办《时务报》。孙中山希望,能由梁启超去日本办这个学校。康有为却说不可,因为梁启超主笔这个《时务报》,后面又在办《清议报》,这都是他们正在办的维新派的报纸,如果要他去参与孙中山带有很强的颠覆性的、革命色彩的这样一个培养人才的学校,不符合康有为的政治主见,所以说他就把梁启超给阻止了。”不过,流亡日本期间,梁启超还是通过创办横滨大同学校、神户同文学校、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来培植人才,推进维新事业。
    既然说到办学办报,自然要说到梁启超的文笔。以梁启超于1896年《时务报》到1906年《新民丛报》十年内发表的一组散文为标志,完成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散文领域的创举——新民体的确立。梁启超“夙不善桐城派古文”,在散文的内容与形式上都进行了重大突破。他的散文或揭露批判黑暗丑恶的现实,或为祖国的现状忧心忡忡,或引进西方先进的思想与科技,积极呼吁变法自强,将散文作为其变法思想的宣传工具。在形式上,他的散文议论纵横、气势磅礴,笔端常带感情,极富鼓动性,“对于读者,别具一种魔力。”解玺璋坦言,梁启超的文章感情充沛,一读进去就会被鼓舞。
    新民说强调自由权利
    戊戌变法是梁启超一生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之前,他师从康有为积极宣传变法维新思想,为维新变法的最终形成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维新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日本,接受西方的思想,对中国的情况和西方从政治制度、东西方思想各个方面进行了对比,以期寻求救国之路。也正是在戊戌变法期间,他提出了他的主要思想——新民说。“梁启超读了很多日本人翻译过来的外国著作,这对梁启超起到了非常深刻的影响,让他深刻认识到国民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
    梁启超曾经作过一个恰当的比喻:“国也者,积民而成也。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经脉、血轮也……欲其国之安享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意思是说,国民对国家来讲,犹如身体的四肢、五脏、血轮一样,如果四肢断了,五脏坏了,经脉伤了,则其本身也就不能存在了。“开民智,兴民权,是梁启超《新民说》的主要内容,也可以说是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宗旨。梁启超认为,只有一个有尊严的人才能够活得堂堂正正,但是尊严不是谁想要就有的,不是谁都能保住自己的尊严不受侵犯的。要活得有尊严,就得有权利的保障。若没有了权利,人皆可欺,何谈尊严?何谈堂堂正正地做人?所以,要开民智,就得先兴民权。然而,权者生于智,智愚之分乃强弱之源。”在解玺璋看来,梁启超以其独到的眼光,指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个人简介
    解玺璋,历任《北京晚报》编辑、编辑部主任,《北京日报》文艺图刊主编,同心出版社常务副总编辑。200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他著有《中国妇女向后转》《中国文化蓝皮书》《喧嚣与寂寞》《雅俗》《张恨水评传》等作品。部分作品曾获中国新闻奖暨副刊作品金奖、北京市电视艺术优秀论文奖、中国文联艺术评论三等奖等诸多奖项。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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