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小如书法（资料图 图源网络） 二 从吴小如先生的书法作品和学书历程，我们可以看出，他在书法上下过苦功夫的，而且学书的路子很正，一步一步踏踏实实走过来，是当之无愧的书法家，从他身上也可以看出吴玉如先生是如何进行书法教育的。 吴小如先生曾在《已老莫谈艺》一文中说道：“当年我学习写毛笔字，根据父师辈的教导，首先要求的不是写字，而是文化素养，即要求写字的人多读书阅世，写出字来能脱俗，有‘书卷气’。然后从横平竖直入手，讲究基本功，必须临帖，不许胡来。也就是说，既要学‘书’（习字），就得有‘法’（规范）。用朱家溍先生的说法，不论你字写得好坏，让人一看，首先能看出此人是否认真‘练过’，即下过基本功。而今天，对‘书卷气’的要求已很不严格，俗与不俗，本无一定标准，只要能用毛笔写字就可以称为‘书法家’。至于有‘法’无‘法’，似乎并不重要，甚至以‘无法’为上乘。” 吴小如先生1922年出生在哈尔滨，由于家庭的影响，从小开始喜欢上书法和京剧。1930年之前，吴玉如开始教吴小如和其弟吴同宾学习书法，魏碑开蒙用的是《崔敬邕志》，楷书则是欧阳询《皇甫诞碑》。刚开始的时候，吴小如先生觉得比较被动，因为他临摹古人的碑帖，总看上去不象，为此常常被父亲训斥，曾经一度丧失了学字的信心。1930年，吴玉如去莫斯科，吴小如在家就撇开父亲的要求，临自己喜欢的《颜家庙碑》，后来被吴玉如狠批了一顿。不过，吴玉如对吴小如脱手临《黄庭经》而不用白折子练小楷还是很鼓励的。 1932年，吴小如随全家自哈尔滨迁居北平。他经常去西单报子街路口的“同懋增南纸店”买红格毛边纸本子用作抄古文。1934年以后到三十年代末，吴小如使用的文具已进入“高档”阶段，专从琉璃厂购买。吴小如在《北京的文具店》一文中写到：“我则经常用李鼎和与戴月轩的中档毛笔。每当他教我习字时，我便到琉璃厂去买胡开文的产品‘千秋光’或更好的‘富贵图’。” 吴玉如也给吴小如讲一些书法的经验，比如“大字要作小字写，小字要作大字写”，吴小如的体会就是，“写大字要一笔不苟，写小字要一气呵成”。这样，在父亲的影响下，少年的吴小如对书法的实践和欣赏得到很大的提高。1934到1936年，吴小如要从东四步行到灯市口去上学，他对沿路各家店铺的牌匾烂熟于胸，并开始懂得如何欣赏书法，他回忆道：印象最深的有两块牌匾，一是清末帝师翁同龢书写的“广堉堂”，“气势磅礴，体宗颜鲁公而苍劲饱满，略具行书笔意”；另一块是郑孝胥写的“为宝书店”，“法度谨严、笔力朴实”。 1936年，吴小如开始学习行草，他回忆说：“先父只教临孙过庭的《书谱》，不令写怀素《自序》；只教写二王墨迹和《兰亭》、《圣教》，不许写阁帖；只教写李北海，不许写赵松雪；只教写文徴明，不许写祝枝山。”这些禁忌都让当时的吴小如不理解。1941年以后，吴小如的章草临习又得到著名学者林宰平的指导，“我与宰老比邻，一度从学章草，每将日课呈览，也总是先肯定进步，然后再详示不足之处，令人心悦诚服。”他开始迷上章草以后，吴玉如便告诫他：“只许写《月仪帖》和《出师颂》，不许写赵孟頫的《急就章》，尤禁染指宋克。”直到吴小如1944年开始教书，吴玉如才点破规定他临习禁忌的原因，“要想熔南帖北碑于一炉，体会其相通相承而不相反相悖之理，还需细绎《元略》、《龙藏》”。此后他开始同意吴小如临写褚遂良《圣教序》和赵子昂的各种字帖。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吴小如休学在家，每天习字自课。“先父嫌我笔力纤弱，嘱我备大方砖一块，炊帚一柄，每天蘸水在砖上写径尺大字一个小时。”“可惜我浅尝辄止，练了不足一年，因考入高中而中辍，至今仍视写大字为畏途。”而抗战时期的几年，吴玉如则潜心篆隶，“上自《散氏盘铭》、《毛公鼎》，中及汉隶（尤爱写《张迁碑》，几乎每日必临若干字），下至邓石如、赵之谦”。吴玉如开始在行草中融会了金石篆隶的笔法，书法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1951年以后，吴小如到北京燕京大学国文系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教北京大学中文系，由于工作繁重，书法这一爱好被暂时放下。即使这样，吴小如仍不时与师友交流，比如在向林宰平请教章草时，“宰老往往也以为人处世之道见诲。”这种鼓励成为吴先生日后历经磨难仍能坦然处之的精神支柱。1960年，林宰平逝世，林庚委托吴小如按照林宰平手迹整理《帖考》。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吴小如开始对书法真正发生兴趣，恢复了习字，这是他学书生涯的一次重要转折。这时，琉璃厂和王府井的荣宝斋都能买到上好质地的棉连。吴小如开始坚持日课，在他临习的碑帖题记上，保存了不少读书的体会，部分文字1998年被收集为《莎斋论书法文字辑存》和《莎斋碑帖跋语辑存》。 文革十年，和启功一样，吴小如通过写大字报、写语录，客观上还是练了字。启功先生就曾经开玩笑说，文革时写大字报不心疼纸，加之是站着直接往墙上写，也锻炼了臂力，相信吴小如先生也会有这样的体会。 (责任编辑：admin) |